当史诗照亮华工的苦难

---评华裔诗人吴昭霖的史诗诗集《苦河》

任晶晶

【编者按：美国华裔诗人吴昭霖（Teow Lim Goh）的史诗诗集《苦河》（Bitter Creek），以诗歌形式重现了19世纪华工在美西修建铁路、煤矿劳作，并最终在1885年石泉惨案中遭遇暴力驱逐的历史。本书融合史料考证与诗意想象，通过五个部分、多重视角与信件体诗篇，构建出跨越近20年的移民图景。作品既展现华工的坚韧与苦难，也剖析当时“移民—本土”“资本—劳工”间的社会矛盾，并深刻反思排华法案背后的制度性种族主义。《苦河》不仅是对被遗忘历史的文学重建，也为当代华人提供了一个追溯身份、抵抗偏见的文化契机。《苦河》（Bitter Creek）将于2025年5月由Torrey House出版社推出。】

在近代美国历史的长河中，19世纪的华人移民经验往往被遮蔽或片面解读。诗人美国华裔诗人吴昭霖（英文名：Teow Lim Goh）的史诗《苦河》（Bitter Creek）以丰富的想象与严谨的史料考证，将当年华工在美国西部修建铁路、在联合太平洋煤矿工作，以及最终爆发的1885年怀俄明州石泉惨案（Rock Springs Massacre）悲剧，以诗歌的形式跃然纸上。全书从多个角度勾勒了华工在美国西部的生存处境，与当时社会的排华心理形成了鲜明对照，同时也让今日的华人读者重新审视那段被忽略的历史，并从中得到深刻的警醒。本文将从文本结构、取材、写作风格、与排华法案的关联，以及对华人了解那段历史的重要意义与当今的警示作用等方面，对《苦河》作一番评论与探讨。

交织叙事与诗意想象的史诗图景

《苦河》分为五个部分，构建了一个横跨近20年的叙事框架。作者以诗歌的形式将这几部分像幕布一样徐徐展开，先勾勒出华工修建跨大陆铁路的起点，再引入他们因生计辗转至联合太平洋煤矿的情节，最终走向石泉惨案的爆发与余波。史诗中的人物不仅包括被历史尘封的无名华工，也呈现出“白人工人”与“矿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多线并行的叙事结构，使得作品在有限的篇幅中既展现了华工群体独特的命运轨迹，也让读者得以窥见当时社会矛盾的方方面面。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结构上还融入了部分以书信形式呈现的诗作。例如，写给中国家人的信件片段，描绘了华工日常生活中的思乡情愫，以及他们在美国社会中饱受排斥的痛苦。这些书信既是对史料的演绎，又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起到了弥补史料空缺的作用。五个部分之间并不完全以时间顺序排列，而是通过历史文献片段与作者的艺术想象相互交错，形成一种拼贴式的史诗图景。这种碎片式的、却又整体统一的结构，使读者在阅读时常常像在穿越不同的时空视角，逐步揭示出19世纪华人移民在美国西部的真实面貌。

《苦河》最鲜明的贡献之一，便在于它以史诗气魄重新展现了华工建设铁路与石泉惨案的关键片段。修建跨大陆铁路被誉为19世纪美国西进的重要里程碑，华工在此过程中付出的血汗，无论在官方历史还是一般记忆中都往往被淡化。作者在诗中以极具张力的语言还原华工工作环境之艰苦——酷暑与严寒交替的荒野，险象环生的施工现场，以及外国移民之间的龃龉与碰撞。这种充满身体感与视觉冲击力的诗意叙述，让读者近距离感受到华工面对自然与人文挑战时的挣扎与坚韧。

石泉惨案则是全书情感最为浓烈的高潮部分。面对猛烈爆发的暴力，作者既没有强调血腥来博取读者的冲击，也没有淡化其残酷性，而是通过多重声音与切换视角，刻画不同群体在这场冲突中各自的悲哀与愤怒。读者在诗歌的行间，既能感受到被驱逐、袭击的华工群体的恐惧与绝望，也能看到白人工人在经济危机与社会歧视情绪下的焦虑与仇恨。史诗的多声部合奏，使历史现场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现代读者面前，从而让那段尘封的记忆再度复活。

19世纪的华工移民在美国留下的官方文献和报纸报道往往带有偏见，而他们个人的第一手信件、日记或回忆录又极为稀少。在采访中，作者提到她原本计划写一部历史小说，但在发现史料有限且分散后，决定采用史诗诗歌的形式，并强调“依靠直觉而非提纲创作”。为此，她参考了1900年代早期旧金山华人诗社的民谣，并深入博物馆、报纸和大学档案中寻找可能与华工经历相关的资料。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将所能找到的一切碎片化资料，与她对那段历史所做的研究、以及想象与同理心融合起来，让读者能通过文学想象进入华工的精神世界。该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角色——“中国玛丽”，正是基于曾在怀俄明州埃文斯顿生活至1939年的一位女性形象而创作。作者对这位“中国玛丽”的历史原型并没有详尽资料，却通过诗歌的方式让她成为整部史诗的灵魂人物之一：她见证了华工在残酷环境中的艰辛努力，也亲历了当地社会的偏见乃至暴力。这种大胆而富有人性关怀的取材方式，弥补了史料匮乏带来的遗憾，也让作品更具文学魅力。

《苦河》的写作风格在“纪实”与“诗意”之间找到了一条平衡之路：一方面，作者将大量基于历史研究的细节嵌入诗歌，展现了华工如何在恶劣环境中劳作、生存，以及他们与当地白人工人的纠葛。另一方面，作为诗歌的形式，她常用意象、隐喻以及节奏感强烈的语言，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史诗的本质并不仅在于“长”，更在于它能够包容多个视角、主题与人类情感的复杂性。正如作者在访谈中所言，她希望通过诗歌这种开放而灵活的创作形式，让读者直接与那段历史产生心灵的对话，而非只能被动接受一段编年式的叙述。

在表现手法上，作者并没有将白人工人一味描绘成“恶棍”或“种族主义者”。她注意到了劳工冲突背后更深层的经济和社会动因：罢工后，公司引入华工以更低廉的工资继续生产，白人工人将华工视为公司的“帮凶”，从而形成尖锐的对立。在一些诗句中，她以细腻的情感将白人工人对安全、尊严的诉求也一并纳入视野。正因为如此，《苦河》不是一部简单的二元对立悲剧，而是一面多棱镜，透射出当时美国社会中“移民—本土”与“资本—劳工”之间交织的种种矛盾。

在文学层面，《苦河》的诞生本身也给华人文化传承注入了新的可能性。诗歌常被视为“高雅”或“抽象”的艺术形式，但这部史诗却用抒情与想象为19世纪华工群体发声，同时也塑造了一个移民史上少有人触及的女性形象——“中国玛丽”。这样的创作不仅丰富了华人历史写作的多样性，也昭示了华人社群可以通过多种文艺形态讲述自己的故事，继而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站稳脚跟。

苦河悲剧的制度根源对今天华人的警醒

在评价19世纪华人移民在美国所遭受的偏见和暴力时，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是一条无法绕开的主线。该法案于1882年正式生效，禁止华人劳工进入美国，也剥夺了许多在美华人的合法权利。《苦河》的故事情节在1885年石泉惨案达到高潮，这时正是排华法案实施的早期。许多当地白人矿工与社会势力在法案的庇护甚至暗示下，将华人视为“非公民”或“劣等劳动力”，而公司的雇佣策略更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激化了这种矛盾。

作者在诗中多次提及华工内心的孤立与无助，这种情感背后不只是个人遭遇的委屈与苦难，也折射出美国当时正式立法层面的歧视。可以说，石泉惨案是排华法案所导致的一系列暴力事件中的典型案例，同时也再次印证了制度化种族主义对华人群体的深重创伤。透过诗歌的方式呈现这一历史，能让今人更直观地体会到法案如何改变了无数华人的命运，对排华法案的反思也随之更具人性与情感的厚度。

华人群体在19世纪跨洋冒险，来到北美西部修建铁路、开矿、从事各种卑微而危险的工作，其艰辛程度常超乎现代人的想象。然而，由于主流叙事或存在“美国拓荒精神”的浪漫化视角，或漠视华工在这段历史中的贡献，许多早期移民的故事在大众文化中几近失语。借助《苦河》这样的文学作品，我们得以再度挖掘和正视华工的牺牲与努力，承认他们曾为美国社会的基建发展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对广大华人读者而言，这是一场与先辈往事的跨时空对话，也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追溯与确认。

《苦河》所展现的种族仇外心理与排挤机制，仍能在现代社会的某些角落找到回响。尽管华人群体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与形象已有极大提升，但歧视、仇恨犯罪等行为依旧不容小觑。尤其在社会局势动荡或经济竞争加剧的时期，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这与19世纪华工被当成“廉价劳动力替代者”并引发暴力冲突的模式如出一辙。正是因为有着类似的社会机制在潜伏，《苦河》向当代华人群体发出了警醒：切勿再陷入沉默与被动，应当加强族裔内部的团结与自我表达，积极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华人社区和历史。

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华人群体走出自我认同的阴影。石泉惨案并非孤立事件，它是排华浪潮中的一个高峰。通过正视那段悲剧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华人在美国面临的结构性歧视与不公，也能理解在此之后的发展中，华人社区为何会采取各种方式自保乃至自我封闭。理解这些历史根源，才能在当代呼吁更多平等与尊重，也让今日的华人群体在面对新的社会挑战时汲取前人的经验与教训。

总的来说，吴昭霖的《苦河》以史诗的方式，细腻地拼接了19世纪华人移民在美国西部修建铁路、工作、与社会冲突抗衡乃至在石泉惨案中受难的历史图景。它在结构上以五个部分的诗篇交织，在取材上运用丰富多源的资料与大胆的想象，在写作风格上兼具诗意与写实的力量。与排华法案的密切关联，使其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制度化种族主义对华人群体的重创，而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也为当代华人提供了自我认知与反思的契机。

华工与石泉惨案的记忆不应仅停留在史书或博物馆的文件夹中，它同样需要当代作家、艺术家以新的形式去诠释，去感知，以免被淹没在时间的尘埃里。正如作者所言，她决定依靠直觉而非提纲来创作这部作品，以诗的语言让沉默者开口，让无声者发声。对于今时今日的华人而言，回首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先辈的奋斗与苦难，更是为了提醒我们：唯有在面对偏见与歧视时依然敢于抗争并主动发声，我们才能真正走出“苦河”的阴影，迎向更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