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的节制与执政的克制
---万润南的政治方法学
黎洪林
老万在巴黎病逝，享年七十九岁。老万走了，这几天，网上有不少回忆文章。有人纪念他“八十年代民营企业的拓荒者”，也有人纪念他“在最危险的时刻选择站出来”。一个人生平的标签可以很多，但真正留给后人的功课却往往很少—-老万交给我们的一门功课是，在高速变化的社会里，既不让热血冷却、也不让冷脑降温、还不让硬骨软化。
老万留给后人的功课全在他的回忆录《商海云帆——四通故事》里。万润南在这本回忆录里留下的，不只是一个企业史与个人史，更像一本“在野政治的驾校教材”。胡平在一篇旧文里给这本回忆录写了最精炼的眉批——“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这九个字，几乎可以当作在野者的三件护具：热，保证你不是冷血的旁观；冷，保证你不在情绪里决策；硬，保证你在关键处不折腰。
《商海云帆——四通故事》属于一代人的记忆，后面一代人，需要通过这本书补课：补那段“从民企到民运”的折返跑，补一整套如何发起、如何收束、如何不把国家与对手逼到绝路的政治方法学。
四通从1984 年起步，四年后销售额上十亿，按当年全国信息产业排序位居第一——这不是一段虚荣史，而是八十年代“新制度缝隙”里民间经营的极限演练：没人替你兜底，所有制度红线都得自己试出来。万润南当“当家人”，既能在资本、技术、市场三角里做快速算术，也能在“人”的层面守住底线。公司闹“家变”，他坚持“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宁肯吃哑巴亏也不把矛盾升级为破局；下属涉财务欺诈，多数人主张法办，他按住了这股火，说“别把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毁了”。这些细节，解释了为什么四通上下“指指点点的不乏其人”，独独他能收获普遍的尊敬——做事的成功，叠加了做人的成功。
《商海云帆》读来最有用的段落，并不在“传奇”，恰在“琐碎”：他如何搭班子、如何处理出走、如何和监管者打交道、如何把“敌意资源”转成“协作资源”。这套企业治理的细节，一旦放到在野政治，变成了“队形管理”的方法学：意见不合时的分歧治理、突发事件时的信息发布、与权力部门打交道的“度”、与社会情绪相处的“界”。它们听起来不热血，却是任何一场运动能走远的筋骨。
万润南的“在场方式”，横跨了企业、社会与政治三个场域。企业维度，他证明民间组织可以在“监管—市场—技术”的夹缝中走出效率；社会维度，他证明“温和者并非软弱”，恰恰是“温和”让你更能和不同立场做有效对话；政治维度，他证明“把道义装进程序”并非迂回，而是把脆弱的正义变成可持续的秩序。也因此，《商海云帆》的价值，远不止“回到 1980年代的怀旧”。它提供的是一套“在坏制度里尽量做对的事，在坏局势里尽量把代价降到最低”的范式。
把这套“对人的理解”换算到政治上，就是启动机制、刹车机制与驾驶技术的统一。1989 年的两次关键尝试——推动人大常委紧急会议介入以制度化解决危机，劝说学生在“最佳窗口期”主动撤离以保存道义与组织——在原则与策略上都无可指摘，只是“几乎成功”的节点一次次擦肩。等风口过去，事态就被更大的力量接管。这里的教训，不是“当年不该上”，而是“上了之后要有退场设计”；不是“只能硬顶”，而是“要让党内改革派赢一次、要给对手留台阶”。胡平提过“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口号，万润南批评其“不可操作”——因为现实常常是“见坏有人上，见好却不收，反而蜂拥而上”。两种表达看似相左，本质都指向同一个操盘难题：街头与体制的张力，必须尽量做成“正和”，而不是一步步把对手推向“生死博弈”。
三十多年后再看，最让人感慨的，仍是那九个字：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热，是价值取向：你必须明确自己站在谁的利益上、捍卫什么普遍原则。冷，是过程理性：时间点、议题设置、组织动员、议会/司法路径、成本与收益评估，不能交给情绪与即兴。硬，是底线：在威逼利诱、舆论风向转换、甚至“半赢”的幻觉面前，守得住原则，不用“胜利学”冲淡对程序与事实的敬畏。把三者拆开，任何一条都容易；把三者同时守住，才不容易。
中国的反对运动，常遇到两个加速器：一是情绪的单向放大，二是胜利叙事的自我催眠。前者容易把“善意围观者”推成“沉默离场者”；后者会让组织丧失风险感知。万润南的“收”，不是退，而是“把势能换成制度位移”：先争一条程序、一个听证、一次正式投票、一个明确的问责与纠错，把街头的温度，导进体制的水管。凡此种种，今天看，更像一套“工程化”的政治常识。从万润南的经历可以得出两条从政至理：一，把“对人的善意”当成硬技术。队伍里不同身份、不同动机并存是常态，领头人要学会“在分歧里维系最低共识”，把分裂的成本降到最低。第二，把“退场机制”写进每一次动员：设定明确的目标门槛与时间窗口，让参与者知道“达到 A 则转入 B 轨道；未达则回到 C 方案”。。
《商海云帆》给了在野者“方法”。一场政治反对运动，要有启动机制，也要有刹车机制，还要有驾驶经验丰富的“车手”。启动，是点火——把议题做清，把人组织起来，把战术对准可达的目标；刹车，是定速——在风向转、信号变、风险上升时，敢于减速甚至紧急制动；驾驶，是判断——知道何时加速、何时并线、何时让行、何时入匝道。很多运动并不是败在“正当性”上，而是败在“驾驶技术”上。老万当年两次“几乎成功”的劝退与体制化尝试，留下的遗憾，也是今天最该补的短板：让正义有“退出策略”，让善意不被“最后一步”的冲动吞没。
中国的执政者也可以从这本书里提炼出文明的为政之道：第一，不要把对手一网打尽。压制能带来短期“秩序感”，却会在结构上制造“无对手的权力”，让错误难以及时被纠偏。谁又说文革的悲剧，不是始于反右的对持不同意见者一网打尽？第二，要懂得进退。给在野者保留体面与台阶，既是善政，也是自保——只有能“有序入场与退场”的对话，才可能让冲突有上限。第三，用制度兜底情绪。把可预见的议题放到可预见的程序里，给社会一个“看得见的纠错路径”，让街头少一些“非此即彼”的绝望。
《商海云帆》给执政者的“提醒”同样明确：不要把对手逼到死角。容纳合法的异议，允许有序的对抗，让体制习惯于“在摩擦中改良”，比任何一次“绝对平静”更能延寿。万润南式的对手，是“可以谈的对手”“可以信的对手”“可以在程序里交锋的对手”。一个成熟的政治共同体，要做的不是把这样的对手消灭掉，而是把他们“制度化”地留在场内。
最后，用当代华人政治哲学家胡平的一段话收束：我们这一代最有价值的文字，恐怕就是自传与回忆录。这话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提醒我们——历史的“可教性”，往往藏在当事人的复盘里。老万的复盘，教的是实践之学：怎样取势、怎样明道、怎样优术；怎样在“见坏”时勇敢上前，怎样在“见好”时从容收束；怎样用一次次可计量的制度进步，换回一次次可见的社会改善。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这不是一句口号，是一套可执行的行为规范。它让在野者不至于走成“只剩情绪的队伍”，也让执政者不至于退化为“只靠强硬的机器”。读懂这点，也就读懂了《商海云帆》的当代价值，守住了万润南的政治遗产。
参考文章：
胡平：血要热 头脑要冷 骨头要硬一一推荐万润南回忆录《商海云帆一一四通故事》
严家祺：巴黎追思萬潤南纪念会发言
附： 巴黎追思萬潤南纪念会发言
严家祺
今天全球追思萬潤南的纪念会，在巴黎格兰德的大会场举行，首先要感谢会议的六位筹备人，他们是廖天琪、黃慈萍、瑪麗•侯芷明、王國興、黃華、潘永忠。
今天在巴黎召开追思万润南的会议，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全球大会。在巴黎召开，有特别的意义。人类社会的5000年的全部文明，主要是两个时期，这就是地中海文明时期和大西洋文明时期。地中海文明早期的中心在罗马，巴黎是地中海文明后期和大西洋文明的中心。
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法国把100多位因天安门抗议受到中国政府追捕的人从香港等地营救到巴黎。几个月后，在巴黎成立了民主中国阵线。在世界文明中心召开的全球性大会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万润南是民主中国阵线的创建者和第一次巴黎会议的主要筹备人，民阵成立后一个半月，柏林墙倒塌。今天的会议是又一次在世界文明的中心巴黎召开的大会，这是又一次标志，标志着中国将发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第二次大变革。中国就像19世纪法国大革命后清除“第二帝国”一样，取消“国家首脑终身制”，建立法兰西第三共和。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中国的第一共和，毛泽东的“人民共和国”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一帝国”。中国将发生的大变革，就是重建共和，走向民主。
万润南走在历史前面，是在中国第一个引进21世纪信息革命潮流的人，比尔·盖茨1975年创办Microsoft（微软）公司，万润南在1984年创办四通公司。六四后，中国通缉王丹、吾尔开希、张伯笠等21位天安门学生领袖，万润南也受到通缉。这时的中国用专制政治堵塞了通往21世纪信息革命的大门。
万润南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通过海外民主运动推进中国民主。民阵成立36年，中国还没有民主，现在的中国，处于类似19世纪法国第二帝国时代，从大尺度历史看，就像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到19世纪，“世纪精神”发生了重大转变，自由民主正在以新的方式，在推动着路易 · 波拿巴“第二帝国”的灭亡 。
【图】1989年 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成立时，万润南与严家祺、吾尔开西合影。
上边照片前排从左至右是吾尔开西、严家祺、万润南、苏炜。
每一个世纪都有代表这个世纪的世纪精神。15 世纪是文艺复兴世纪，16 世纪是大航海和宗教改革世纪，17 世纪是科学革命世纪，18世纪是能源革命和工业革命世纪，19世纪是大英帝国的世纪，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21世纪是AI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世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与1989年中国的天安门运动的悲惨结局，不仅根本上改变了法国和中国，而且造成了全球世纪精神的大转变。法国大革命的悲惨结局，使19世纪出现的思潮，不再是继续传播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思想”，而表现出来的是保守主义、浪漫主义，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中国近代历史与法国和西欧有许多相似性，法国有第一共和到第五共和，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中国的第一共和，1949年的人民共和国，有共和之名，无共和之实。中国也会有第三、第四、第五共和。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的中国有许多诗人和作家，带有19世纪初欧洲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特色，黄翔、北岛、老木就是中国的拜伦、雪莱、济慈。老木在《欧洲日报》上写了一首诗：
巴黎，你疯了，我还活着。
在中国找不到中国，就像在巴黎找不到巴黎，
但是在1989年我找到了1789年的雨。
老木还有一首诗，大概是：人生就是乘地铁，从黑暗中来，走向黑暗……这两首诗，就像预言一样，我到美国后多年，听说老木因台湾女友离他而去，老木一人经常在地铁里流浪。伟大的达赖喇嘛，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长达近七十年的时间中，中国政府不容许他回到自己的西藏故乡。与19世纪法国一样，维克多 · 雨果（Victor Hugo）在1851年12月路易 · 拿破仑发动政变废除首脑任期后，被迫流亡国外近19年的时间。直到1870年法国第三共和成立，雨果才返回法国。
我与妻子高皋六四后离开中国，见到中国国内的第一个人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苏炜，第二个人是万润南。万润南做的第三件事是多年的写作出版了《万歌诗词》，正如苏炜评论：万歌之诗，总体意境浩大而用字坦直，可归入“豪放”一格；但落笔行文间， 却又见出诗人的诗思缜密，声口语感的考究，确有“力道”中的“温婉”与“灵思”中的“地气”。
今天我们纪念万润南，正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第二次大变革的前夕，纪念万润南将成为一个重要起点，在六四事件上，在中国大地上一定会恢复正义。没有正义，中国就没有法治。大变革后的中国，人人都有表达自己政见和思想的权利，毛泽东巨幅画象和纪念堂从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移走，让崇拜者在毛泽东韶山故居进行崇拜。我还希望，在大变革中，要象胡耀邦推到毛泽东帝国的一切“冤假错案”那样，平反所有“冤假错案”、同意天安门母亲的三项要求、让离开中国近七十年的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自己的家园、释放王炳章、释放“四通桥勇士”彭立发，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不同政见者，释放那些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被横加罪名的企业家。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首先是走向多党政治，建立宪政民主，这就是今天大会参加者魏京生在1979年在北京民主墙上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
2025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