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林
想象这样一幅画面：清晨，明尼阿波利斯某个移民社区，街角突然停满没有标志的黑色车辆，全副武装的联邦执法人员闯入民宅，追捕几名被怀疑“移民身份有问题”的男子。有人用手机直播，有人躲在窗帘后，只看到长枪、战术背心、破门工具，听见孩子的哭声和大人的喊叫。再把这幅画面和史书里那句老话放在一起：“飞鱼服，绣春刀，厂卫一到，百官噤声，市井失色。”锦衣卫穿飞鱼服、佩绣春刀，东厂太监坐镇京师，密探遍布民间，半夜敲门带走人，生死不由三法司。这不是简单的类比。近几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内地的大规模突袭、扩张拘押、枪击事件，让不少移民社区把联邦执法力量形容为一种“占领”。 这种情绪本身，就是理解“明朝锦衣卫穿越美国”这个题目的起点：当一个政权在压力之下，把特定人群当成“问题”，又把某个机构当成“刀”，整个制度会发生什么变化？
明朝厂卫体制与美国的ICE
明朝的锦衣卫和东厂，各有来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罢亲军都尉府和仪銮司，改设“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表面上是御前侍卫，实际上兼管缉捕和刑狱，有权逮捕和审讯官员和平民。 经过胡惟庸案、蓝玉案等几次大清洗之后，锦衣卫成为皇帝手里的“特务军”，可以绕开常规官僚体系直接办案，设立“诏狱”，用酷刑逼供，参与大规模政治肃清。
永乐帝夺位之后，更加不放心朝臣。1402 年靖难之役本身就带有篡位色彩，永乐需要一整套“监控系统”稳住天下。1420 年，他在北京设立由太监控制的东厂，专门负责侦察、监听和抓捕“心怀二志”的官员和民间异议者。东厂名义上调查，再把人交给锦衣卫审讯和执行。
后来又有西厂、内行厂等机构加入，和锦衣卫一起被称为“厂卫”。厂，偏向情报、监控；卫，偏向军力、执行。它们共同特点只有一个：都不受正常三法司节制，而是直接听命于皇帝一人。这意味着，明代中央权力结构里，除了表面上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还有一条阴影中的道路：厂卫可以随时插入任何案件、任何人事、任何地方。
回到当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制度上的位置，与锦衣卫完全不同，但在具体操作上，却不时引人联想到“现代厂卫”。
ICE 隶属于国土安全部（DHS），主要负责边境之外的移民执法工作，核心职能包括识别、逮捕、拘押和驱逐违反移民法的非公民。内部的“执法和遣返业务局”（Enforcement and Removal Operations, ERO）管理从逮捕到遣返的全过程。 ICE 的权力基础，是数百条联邦法律条文，而不是某个个人的旨意。
不过，法律授权并不等于现实中的温和操作。近些年，ICE 的工作方式经历了几次明显的“提速”和“加码”。在工作场所突袭中，ICE 常常同时逮捕几百名工人，一次行动就瘫痪当地工厂或农场，对家庭和社区造成巨大心理压力。研究显示，2018 年几起大规模突袭后，被波及社区中的儿童普遍出现焦虑、睡眠障碍和学习退步。在拘押方面，最新研究指出，川普第二任期开始后，政府要求 ICE 最大化使用拘押，把大量原本可以以“监督出庭”“电子监控”等方式处理的个案，直接送进拘留中心。仅无犯罪记录的被拘押者，就增加了约 2450%。在家庭分离问题上，媒体和权利团体估计，2017 至 2021 年间，至少有 5600 多名儿童在边境和内地被强制与父母分离。后来因诉讼和舆论压力，政府被迫停止“以分离做威慑”的政策，但大量家庭至今仍未团聚。
2025 年以后，ICE 在美国内地的存在感再次显著上升。明尼阿波利斯部署大批联邦特工，名义上是打击福利欺诈和帮派犯罪，实质上却在移民社区造成一种“军管”氛围。有报道形容，这是“占领”，居民不敢上班、不敢送孩子上学，甚至医疗就诊都要反复确认安全。
与此同时，一系列枪击事件把人们对 ICE 的不信任推向高潮：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名委内瑞拉移民在自家门口被 ICE 人员开枪打伤，家属和目击者的说法，与官方版本差异巨大，引发抗议和骚乱； 在洛杉矶，一名下班的 ICE 人员在新年前夜射杀一名黑人父亲，家属认为这是滥用致命武力，希望刑事起诉。
2026 年初，新任副局长查尔斯·沃尔（ Charles Wall） 上任，被赋予“强力推进遣返、对付‘最恶劣的非法罪犯’”的政治使命。ICE 甚至上线专门网站，展示所谓“最恶劣”的非法移民罪犯名单，用图文强化“外来威胁”的印象。
从职责表面看，ICE 是一个“执法机关”。从具体实践看，它越来越像一个集中体现联邦权力意志、在社会边缘筛选“谁可以留下、谁必须滚出”的工具。
2025：锦衣卫穿越美国
从政治角度看，“明朝锦衣卫穿越美国”这个命题，揭开了美国几层冷冰冰的现实。
移民问题已经超出“移民”本身。在国会听证会和竞选演讲里，移民常常被用来承载各种焦虑：就业、治安、文化认同、全球竞争、福利负担……ICE 在这种语境中不再只是一个行政机关，而是“国家决心”的象征。谁对 ICE 强硬，谁就显得“对国家安全负责”；谁质疑 ICE，谁就被攻击为“软弱”甚至“叛国”。这和明代皇帝利用厂卫“表演严酷”，以显示“朕尚能驾驭天下”，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相似。
联邦–地方关系正在被强力机构重新书写。在移民议题上，联邦法和州法、地方政策经常发生冲突。ICE 的突袭，常常直接跨越地方政治的共识，甚至让地方警察被迫在居民信任和联邦压力之间摇摆。厂卫在明代也曾扮演类似角色：绕开地方官、地方司法，直接对地方社会施压。
“谁是自己人”的界线正在被重新画出。厂卫时代，皇帝可以随时改变“异己”的定义；今天，美国对“非法移民”的定义在法律上相对明确，但在政治修辞中却经常被扩大，和种族、宗教、贫富、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在明尼阿波利斯和洛杉矶的枪击事件中，受害者并不都是“非法移民”，甚至有人是美国公民，甚至美国受《印第安人公民法》（Indian Citizenship Act，又叫 Snyder Act）保护的印第安人原住民，但在现场，他们因为肤色、口音，首先被当成“可疑”、“危险”、“可以先制服再说的对象”。
从这个角度看，“锦衣卫穿越美国”并不是一句噱头，而是一面镜子：它提醒人们，任何政体，只要在压力面前习惯性地选择“多一点秘密权力、多一点恐惧教育”，都可能在不知不觉间，走上厂卫的旧路。
把锦衣卫和 ICE 放在一起比较，当然不能简单说“ICE 就是现代锦衣卫”。不过，两者在权力运作方式上的某些相似点，确实令人警惕。
第一，权力集中、程序弹性大。锦衣卫和东厂最大的特点，是可以绕开常规司法程序，先抓人再说，事后补手续。ICE 的行动并不具有同样的“无限权力”，但在很多场景中，它比地方警察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比如，工作场所突袭往往事先不通知地方政府，逮捕对象中也常常包括没有犯罪记录、只是“身份不合法”的工人。
第二，目标人群模糊又方便被标签化。厂卫系统当然有正式的“谋反”“大逆”等罪名，但在实际操作中，“言语不慎”“结交可疑之人”“看不顺眼”都可以被纳入“有异心”的范畴。ICE 依法只能针对违反移民法的非公民，但在政治宣传中，被强调的是“强奸犯”“杀人犯”“帮派成员”等极端形象，给人一种“只抓最坏的人”的印象，而实际被拘押和遣返的大量对象，并没有严重犯罪记录。
第三，恐惧本身被当成治理手段。明代皇帝很清楚，厂卫制度“杀一儆百”的效果远大于每一宗案子本身。今天，美国部分政客公开承认，要通过严厉的执法和拘押，吓阻潜在移民，“让他们知道来美国的代价”。家庭分离政策就是典型例子，其目的之一，就是制造可见的惨状，让尚未出发的人望而却步。
第四，两者都容易滑向“对弱势者用力过猛”。厂卫在权力斗争中，经常被用来“清理异己”，很多被害者其实只是没有背景的官员、商人、书生。ICE 在现实中也很难集中资源去抓“最危险”的人，反而更容易在工厂、街头、社区抓到那些最没有防备、也最缺乏法律援助的普通移民甚至是公民，包括那些投票给川普的华人嘛噶。
从这些相似点出发，“明朝锦衣卫穿越美国”这个说法，指的不是服装和刀剑真的跨越时空，而是某种治理思路的回潮：在压力之下，统治者倾向于依靠一支强力机关，去制造秩序感和安全感，而不是耐心修补制度本身。
厂卫如何一步步掏空明朝制度
厂卫对明朝制度的破坏，不只在血腥，更在“例外”。第一，厂卫绕开常规司法，制造“例外地带”。锦衣卫有权先抓人、后上报，再向三法司“要个说法”；东厂在晚明更是自建刑狱，直接审讯，甚至连锦衣卫都要接受它的监督。 正常程序、证据标准、官员复核都被边缘化，皇帝一句“拿下”，就足以改写一人的命运，甚至牵连几千、几万条人命。
第二，厂卫制造恐惧氛围，瓦解士大夫的集体行动能力。胡惟庸案、蓝玉案中，被牵连的官员和军将动辄成千上万，“株连九族”不再是比喻，而是冷冰冰的名单。史料记载，调查往往靠匿名告发和逼供，“知情者不敢言，不知者不敢问”，久而久之，朝廷里任何有独立判断的人都学会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第三，厂卫强化了“皇帝高于制度”的观念。厂卫的一切权力，都来自皇帝的特旨，不必经过成文法律和公开讨论。皇帝喜欢用谁，就把权力向哪一方倾斜；今天削锦衣卫，明天再重用东厂。政务渐渐不靠制度，而是靠“谁更得圣眷”。这套逻辑延伸到地方，地方官只要搞不清楚中枢风向，就更倾向于自保、观望。这是明朝后期“有制度而无效能”的深层原因之一。
从结果看，厂卫并没有拯救明朝，反而加速了行政能力的崩塌。遇到财政危机、边患、农民起义时，朝廷手里剩下的，不是团结合作的官僚体系，而是一群习惯互相防备的个人。一旦皇帝个人的权威和精力下降，厂卫体制就很难再支撑一个庞大的帝国。
换到今天，美国的 ICE 会不会重演这种掏空制度的道路，要分两层看。一层是“硬塌”：像明末那样，把整个政体拖向崩溃，这在美国概率并不大。美国毕竟有成文宪法、多层级选举，还有媒体和公民社会，这些都不是一句话就能废掉的。另一层是“慢掏”，也就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通过不断扩大例外状态，把某些人群长期放在“宪法保护的边缘”，让一部分人习惯活在恐惧里，另一部分人习惯视而不见。这种慢性的侵蚀，并不需要推翻宪政框架，只要让框架下的实际运行，越来越靠近厂卫逻辑就够了。
从现实走向看，ICE 想要真的掏空美国宪政，大致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是权力和资源持续膨胀。2025 年，ICE 在押人数比年初增加了近 75%，从约四万人涨到六万六千人，而且国会已经批准了数百亿美元的新经费，研究报告警告说，照这个趋势下去，未来几年拘押规模可能再翻几倍。更关键的是，被关押者当中，没有犯罪记录的人增加了二十多倍，也就是说，“谁该被关”，越来越取决于行政机构的判断，而不是传统治安标准。 如果这种“先抓了再说”的做法持续常态化，宪法关于人身自由和正当程序的字句，就会被一点点掏空，只剩一个漂亮的壳。
第二个条件，是行政当局把 ICE 当成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万能工具”。明尼阿波利斯这轮行动就是一个例子：联邦一次性投送三千名移民执法人员，人数远超当地警力，在移民社区形成一种半军事化的存在；围绕这次行动，又伴随着总统动用《暴乱法》的威胁、司法部对州长和市长“妨碍联邦执法”的调查。 在这种氛围下，ICE 已经不仅是“查身份”的机构，而是对地方政府、反对者、少数族裔社区施压的政治工具。如果这种用法不断复制到其他州，联邦–地方之间的权力平衡，会在实践中朝着厂卫式的“上意压倒一切”滑动。
第三个条件，是国会和法院对这种扩权长期放水。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两种力量在拉扯。一边是扩张：大幅增加拘押预算，鼓励“最大化使用拘押”，减少个案中批准保释和替代措施的比例。 另一边是制约：联邦法院在明尼苏达州对 ICE 下达临时禁令，禁止在没有犯罪嫌疑的情况下抓捕或攻击和平示威者；民权组织在多起诉讼中指控 ICE 和边境执法机构进行无依据拦截和种族定性，要求法院明确第四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底线。 如果后者不断后退，前者不断加码，那么，“例外地带”就会从移民监仓、边境地带，慢慢蔓延到更多普通城市街区。
不过，和明朝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恰恰在这里：美国的宪政制度本身还在产生反作用力。明尼阿波利斯枪击和连续执法冲突之后，当地爆发大规模抗议，社区自发组织巡逻、法律援助和求助热线，媒体连续追踪报道，联邦法官很快就对 ICE 行动划出红线，禁止对和平围观者使用催泪瓦斯和任意拘捕。 同一时间，新的集体诉讼要求移民法庭结束“长期无理由拘押”的做法，要求 ICE 在继续关押任何人之前，都必须向法官说明理由。 这些都说明，美国制度的“自我修复机制”还在运转，厂卫式的扩权不会一路顺风，权力和反权力之间，仍在拉锯。
离“锦衣卫时代”究竟多远？
更现实的预判是：ICE 很难像东厂、锦衣卫那样直接拖垮一个政体，却完全有可能在若干代人的时间里，让美国宪政变得“名实不符”。一方面，宪法文本依然存在，选举照常进行，三权分立的图景还在教科书上；另一方面，某些群体——特别是无证移民、部分少数族裔、法律资源匮乏者——在日常生活中，被反复告知自己并不真正享有那些纸面上的权利。只要这种割裂存在一天，宪政制度就被悄悄掏掉了墙角的砖。到底是砖洞越来越大，还是通过改革把砖补回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如何定义“谁算自己人”，以及美国人民愿不愿意像过去那样：把人的身份合不合法规暂时放在一边，不跟着 ICE 起舞；把所有人都当人对待，不光爱自己，也爱你的邻居。
说到这里，问题其实已经不只是“制度健不健康”，而是“信仰还算不算数”。美国历史上一直自诩为“山颠之城”，政治修辞里满是圣经语汇：立国誓词要讲“造物主赋予人人以不可剥夺的权利”，民权运动要高举“让公义如大水滚滚”这样的先知之言。教堂的十字架立在每一个小镇的路口，星期天讲台上不断重复“要爱人如己”“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如果这些话还有哪怕一半当真，那么，一个人护照上印的是什么国籍，他有没有那张绿卡，他在边境那一刻是合法还是非法，就不应该决定他是不是“邻舍”，不应该决定他是不是“该被爱的人”。
但现实是，太多时候，所谓“信仰”在移民问题上只是背景音乐。星期天的祷告里人人都是“按上帝形象被造的孩子”，星期一上班，到了边境，到了拘押营，到了移民法庭，这些“孩子”立刻被改名叫“非法”“负担”“威胁”。圣经里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倒在路边的人，在今天的美国，可以换成一位在沙漠中脱水的中美洲母亲，可以换成一位在工厂被突袭吓坏的无证工人，也可以换成一个在家门口面对 ICE 枪口的黑人父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本来是要提醒人：谁停下脚步，谁就是邻舍；现在却变成：谁腰间挎着枪、开着无标志的车，谁就有权决定谁算人。
这就是“锦衣卫穿越美国”最真实的讽刺：在明朝，厂卫代表的是一套赤裸裸的皇权逻辑，从来不装自己有人本主义；在今天的美国，ICE 的强力执法，却经常被包在一层宗教和道德的外衣之下。一边在选举造势大会上高喊“上帝祝福美国”，一边默许甚至鼓励用恐惧去管理某些“可牺牲的人”，这种落差，本身就是对信仰最响亮的一记耳光。不是别人打的，是那些嘛噶美国人自己扇的。
在这个自称立国于“信仰”和“自由”的国家里，人们到底敬拜的是哪一位“神”？是那位说“你们向这最小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向我做的”的基督，还是一位被安全焦虑、种族偏见和国家偶像化歪曲过的假神？是那位要门徒放下刀剑的主，还是那位要求在每一个边境、每一条街道都插上武装权力旗帜的“安全之神”？当一个社会在关键选择上一次次站在后者那边，那么问题已经不再是“政策是否合理”，而是“信仰是否已经空心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ICE 能不能掏空美国宪政，不只是一个宪法课上的技术问题，而是一道彻头彻尾的信仰考题。一个自称相信“所有人都按上帝形象被造”的国家，如果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只要戴上“非法”“外来”“危险”的标签，就可以被例外对待，就可以被吓唬、被驱逐、被关押、被射杀，那么，先被掏空的不会是宪法，而是那条写在墙上的戒命。有一天，当这条戒命在公共生活里彻底失声，宪法书页上的文字也就成了手纸，美国离进入“锦衣卫时代”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