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凌
经过近二十年的工作，随着这套《中国三部曲》的完成，我感到如释重负，夹杂着喜悦、谦卑和希望。人们自然都会断言其个人所身处的时代，是历史上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段，这种说法大概是有点陈腔滥调。但是，正如我在本书及其两部前传中所努力表明的，日益激烈的中华博弈以其罕见的选择和节奏之组合，确实构成了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它将决定人类如何组织自己。2021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宣称必须做出“明确而紧迫的抉择”，因为世界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我们面临着世界决定性十年的到来——这十年将真正决定我们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对着同一群听众，似乎也回应了这一观点，他宣称“世界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1
在这场以中美竞争为中心的全球竞争中，利害关系和替代方案是既确定又明显，同时又重大且迫切。人们有着明确的路径和捷径，可以让中华博弈有效、安全、而且很可能快速、和平地达至比较理想的结果。然而，这场博弈的实际结局既不确定，也不能保证，因为有太多参赛者各有其既得利益、无数想法、不同理想和坚守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错误和不幸从不少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中共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超高赌注、超高风险全球竞争，考验著并将持续需要更多的智慧、远见、意志、能力、资源和运气，来塑造人类文明的未来。自然，笔者非常欢迎读者批评、辩论和证伪这些看法以及我试图在这三部曲中提出的所有其他发现、归纳、分析和推论。
现在，本书将以对中华博弈的未来、中国和世界的未来的一番简短推测来结束。能够见证并致力解释人类行为，总是令人兴奋且回报丰硕的；试图分析和预测趋势和未来，则更令人深感挑战和备觉谦逊。
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Robert Fogel）在二十一世纪初写下了他对未来世界的预测：
我们不应该害怕未来，〔……〕我对未来六十年的预测包括人们寿命更长、更健康、粮食供应更充足、住房和环境得到改善、更多人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物质和精神不平等的缩小（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亦然）、薪水更高更弹性的工作、有更多时间陪伴子女、更紧密的家庭有更多闲暇时间在一起、更低的犯罪率和贪腐率、以及各民族和种族之间更加和谐。（在预见中国价值即“权威、孝顺和纪律”可能会在世界上崛起后，他认为美国）应该为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做好准备，或者学会忍受长期的文化和政治僵局。2
名气和权威都显然远不及福格的笔者，几年后在2017年出版的中国三部曲的第一卷中，提出了以下四种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能情景：
第一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进一步演变，成为一个更开放、更自由一些的秦汉政体，一个类似于10-13世纪的宋帝国那样的软性开明的威权主义（如果还未变成一个有效的自由民主与法治国家的话），从而在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世界秩序下繁荣、强盛且长治久安。为此，北京将要重新解读历史，重新确定其世界观，重新调整其战略；通过体制上、国际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充分保障，去克制甚至放弃其天下世界帝国的理想。
第二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回到毛泽东的革命政权模式乃至更甚，再次成为一个硬化的威权主义甚至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政权，通过重塑和重新安排世界来自求生存。〔……〕毛泽东当年走过这条路但是遭到了惨败。但是那些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致富和崛起强大的新财富与新技术可能为北京提供新的信心和资源、更多的实力、更聪明的诡计去再试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秩序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得到统一世界的胜利，尽管它今天看起来还是如此的不可能，就像24个世纪以前秦国统一中华世界和70年前中共夺取中国大陆的故事一样。
第三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会在〔……〕秦汉统治者们追求中华秩序的本质性欲望和不懈企图以及〔……〕已经变化并不断继续变化的中国人口状态、经济现实和日益西化并与国际社会息息相联的新的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拉扯分裂，导致政治混乱，甚至可能引发内战。中原最终可能会失去一些中华世界的边缘区域。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由此崩溃，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则可能会带来像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那样的一个中华民族国家的凤凰涅槃，或者造成一个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失败国家。
第四种，大概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继续〔……〕隐瞒其中华秩序的战略选择。不再大力去抵制、消减和取代美国并重新安排世界秩序 ，而是务实和有选择地遵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西方的领导，抵制国内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变革的同时也压制其精英们对领导世界和重新安排定位世界的渴求。继续发展、致富和小心谨慎地投机取巧。中共的秦汉政体虽然没有中华秩序也能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忍受着伴随这一选择会有的那种种不满意乃至“屈辱”、困难挑战和艰险不安。3
2020年，一群汉学家关于未来的结论是，“中国的未来是高度偶然的”，并将取决于“中国的行动者们如何应对数百个复杂且相互关联的挑战”以及国内外不断积累的“关键性问题”。然而，关于北京面临的挑战与问题的学术评估和政策建议，该团队“极少共识”，内部分歧很大；认为近几十年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至关重要的“好领导、好政策、好运气”不再是确定的，但也许仍然可以重新获得和保留。4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看来都是悬而未定。中国人和人类不仅处于某个十字路口或关口，而且似乎在茫茫荒野中徘徊。
2020年中，兰德公司的专家团队为2050年的中国设想了四种情景，大致与我上面概述的四种情景相对应：
1.胜利的中国，北京在实现其宏伟战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2.崛起的中国，北京成功实现了其宏伟战略的许多目标，但不是全部；3.停滞的中国，北京未能实现其长期目标；4.内爆的中国，北京被许多威胁其共产党政权生存的问题缠身。
胜利的中国可能性最小，因为这种结果的前提是几乎没有犯错的余地，而且从现在到2050年之间不会出现任何重大危机或严重挫折——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假设。
中国的内爆是可以想像的，但不太可能，因为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证明善于组织和计划，善于克服危机，并且善于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并随之调整。
到2050年，〔……〕最可能的情况是崛起或停滞的中国。5
2020年10月，以创造“软实力”一词而闻名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描述了到2030年，在后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中，五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中前四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均为10%，第五种情况出现的几率为60%，代表着连续性：
随着其系统之管理者美国的削弱，全球化自由秩序及其体系终结。
类似1930年代的威权挑战，威权政治在全球更具有利条件。
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政府和大公司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重塑制度并制定标准。
绿色国际议程，由各国对绿色议题的关注而决定的绿色国际议程，而美国可能会重新夺回世界领导地位。
与现状差不多。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强国，但影响力正在下降，而中国则设法在流行病和气候变迁方面进行合作，尽管它们在其他问题上竞争。6
2021年春，两个国际关系学者团队，对当前世界秩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自由国际秩序（或更新版本的自由国际秩序二代）的未来进行了推测：
我们设想了三种可能的情况。第一种，竞争减少，自由国际秩序二代变得更强健。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将满足改革派的要求，透过改变自由主义权威的行使方式，来解决对排斥和不平等的不满。〔……〕第二种，当前的争执浪潮将国家与国际政治的重构，视为寻求更多国际开放与合作与主张回归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第三种，反对者成功地减少了自由国际秩序二代的自由主义对国家的侵扰。〔……〕随之而来的政治重构，将导致一种截然不同的国际秩序，可能是回归十九世纪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强权政治，也可能是基于单一世界意识形态的新中国霸权。〔……而且〕我们需要掌握非自由主义和非西方的规范原则和信念体系，〔因为……〕需要采用真正的全球国际关系方法，超越“自由主义”西方和“非自由主义”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7
自由国际秩序是否会逐渐消失，从而引发以主权为关键原则的旧式“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复兴，正如新现实主义所主张的？或者我们会看到自由国际秩序转变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保留其一些原则（经济自由主义、有原则的多边主义），同时改变其他原则（法治、人权、民主）？8
一年后的2022年，美国一流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了题为《全球秩序未来展望》的报告，指出中美之间“新冷战”的到来，并呼吁各国“向世界展示包容、不拘一格、务实、尊重和负责任的策略愿景，走向全球秩序的新时代〔……〕设法为所有人重建一个国际社会。”更具体地说，到2023年底，一些国际经济学专家认为，备受关注的中国实力崛起（主要是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正在结束。9
对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推测其实还有更多，范围更广，预测更多样化、更详细。汲取这些观点的洞见，并基于我在本书及其两本前传中试图呈现的基于数据的实证陈述和规范性分析，本着应有的慎重（虽然可能不够谦逊），笔者在此提出以下三种中华博弈、中国和世界可能的未来：
第一，从自由制度主义和全球主义的角度来看，基于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威斯特伐利亚分权分立的世界政体秩序，将会延续或“回归”。这是本书极力支持称许的中华博弈之结局，因为这是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来说，明显更可取的政治未来。西方民主法治的持续领导地位，特别是美国作为最不具系统颠覆性的霸权国家地位，将在世界上持续存在。国家之间将继续存在不团结、差异、差距、歧视，当然也有不平等和排斥，透过社会政治改革、经济效率和技术创新的国家实验以及国际联盟、重组、合作、制度和冲突，促进恒常的国际比较和竞争。中共党国崛起和政治全球化各种力量的系统性挑战，即使无法完全消除，也将受到有效的限制和削弱。
只要美国及其盟国全面、有力地参与中华博弈并取得胜利，这种未来的可能性就很大，几率远高于50%。实现并保障这一未来的和平程度与整体成本，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参与中华博弈的严肃性、速度、风格和技巧直接相关。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时代，坚决反击一个强大的系统性挑战者确实会令人心生恐惧，但这种恐惧常被严重夸大和过度操纵。强调人人平等的全球主义议程和统一的世界政治治理，以及自诩将更加自由和公平的这类风潮，可能是理想的，甚至值得赞扬，但有本末倒置和被滥用的危险。我们早就应该彻底拒绝关于中共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的各种一厢情愿或被洗脑的幻想，以及懒散忽略或刻意无知。
第二，中国和世界一个更加理想、更加可取的未来，正如我在本书第四章中所概述的，是中国成为持续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社会的一个完全融入的成员，并拥有充分转型了的社会政治体系和世界观。这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博弈中受到有效遏制和限制的同时或相继发生，尽管并不是赢得中华博弈的必要或先决条件。
这样的未来对所有人，尤其是中国人民（可能不包括中共党国专制的一小撮统治集团）来说，显然是可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及其世界观的成功转型，将带领中国崛起的力量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量，安全地从重定世界中心、重整世界秩序，转向专注于改善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生活。中国的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和民族面貌，将发生深刻的重组与优化。这种未来的可能性也很高，但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华博弈的进展是否对西方有利。中共党国在中华博弈中的决定性挫折和失败对于这个未来的到来至关重要，尽管这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西方为了在中华博弈中获胜的主要目标，应该充分、明智地接触中国人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转型提供帮助和赋能赋权。但这一目标本质上应由中国人民所有、所为和所成，中国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三种可能的未来，是北京在中华博弈中胜出。正如我在这三部曲中反复论证的，中共党国早已公开宣称要为世界的未来进行全面、全方位、不间断的斗争，按其形象特点即单一集权的专制独裁甚至极权主义政体，来重定各国之间和各国国内人民之间的秩序。在最低程度上，中共将在中华博弈中稳步前进，确保这世界对其专制、非自由、以国家/政党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为特色的治理来说更加安全，并以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人权为代价。在最高程度上，这种未来意味着中共党国夺取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西方被取代和削弱，世界被重定中心且重整秩序为一个世界帝国，就像过去曾经统治整个已知的中华世界千百年并使之停滞不前的中华秩序。10
这样的“中国梦”，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共梦，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来说，显然是一个不可取的中华博弈结局。它将把人类文明引向难以回头的一路下滑，甚至是无法逆转，从而落入长期停滞、不断的悲剧和无尽的次优化。也许出于有些偏见的乐观信心，我认为这种未来的可能性小于上述两种未来，但仍然是一个确实有可能的可怕结果。无论是部分地还是渐进地，其实现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小，因为在与“恶”的生存性竞争中，“善”往往是处于先天不利。正如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在1917年11月（当时世界正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而流血不止）所指出的，“恶识善，但善不识恶。”11与好莱坞电影不同，人类历史上俯拾皆是的例子告诉我们，理想且可取的，并不总是能战胜不理想且不可取的，更不用说不战而胜了。悲剧之所以能和喜剧一样，在人类心灵、美学和剧场中占据一个重要且永恒的地位，是很有道理的。
至此，我将自己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以及关于应对之策的考虑留给读者，希望我的碎语和琐思中所包含的晦暗预言和乐观希望，能够被人们及时听到、注意到或反驳倒。我希望这三部曲永远不会有幸获得事后反事实分析的验证与认可，得到“如果当初”的感概与“只可惜已经太迟了”的叹息。如果能看到书里的担心和忧虑被证明是错误的和不必要的，那将会是我无上的喜悦。不谦虚地追随许多先行者，我来过，我见到，我说了；现在，我将寄望于人类同胞们的集体智慧。
注释
1 Biden (September 21, 2021); Xi Jinping (September 21, 2021). 2023年3月，习近平在会见来访的白俄罗斯总统时再次强调，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需要(CCTV, March 2, 2023)。
2 Fogel (2000, 13, 241–2, 302–3).
3 F. Wang (2017, 216–17).
4 Fingar and Oi (2020a, x, 3–4, 8).
5 Scobell et al. (2020, x).
6 Nye (October 6, 2020). 三年后，他想像通过“软实力”的“明智竞争”将使中美达成“合作竞争”，避免新冷战(Nye 2023)。
7 Börzel and Zürn (2021, 303–4).
8 Lake et al. eds. Special Issu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21, 252).
9 Bradford (2022). Posen (2023).
10 关于一份说明并预警这种情况的报告，见B. Allen (2023)。
11 Kafka ([1917]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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