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四维
2022年10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从头部腐烂的中国经济》一文中写下这样一句总诊断：当经济政策由少数高层的政治判断主导，且缺乏制度性约束与透明的纠偏机制时，增长的引擎会“从头部开始腐烂”——政策不确定性、对私营部门的疏离甚至敌意、对技术治理的管制化倾向，终将反噬长期繁荣。三年后的2024年，他与西蒙·约翰逊、詹姆斯·罗宾逊因关于制度与繁荣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再次强调“包容性制度”才是持久增长的根基。这一回看，让那篇对中国的体检报告并非“唱衰”，而是对制度风险的早期预警。
回到现实，过去三年的症状肉眼可见：房地产链条剧烈去杠杆，恒大在2024年被香港法院判令清盘，碧桂园深陷债务困局；地方融资平台累积的隐性债务被国际机构估算达十数万亿元级别，信用结构承压；青年失业率在2023年夏天一度中止发布，后于2024年以新口径恢复，凸显统计与治理的两重难题；私人部门信心摇摆，2023—2024年民间投资增速显著放缓；居民“以储蓄对冲不确定性”，消费分级与“降级”并行；在财政吃紧的背景下，社保征管趋严、平台用工纳入参保，使微利企业与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压。所有这些现象不必夸饰，它们都被公开报道反复记录：从开发商违约、法院清盘到地方债与LGFV的体量，从青年失业统计的“暂停—复刊”到私营投资与企业家信心的滑落，再到居民“囤现金—少支出”的谨慎与平台用工社保的制度性转弯。
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把这一切抽象为一个朴素而有力的分野：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与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前者通过可预期的产权保护、广泛的市场准入与可问责的政治程序，把创新收益尽可能地分散给更多行动者；后者则在少数人可随意改写规则的结构下，把增长的果实集中到“头部”，进而抑制创造性破坏，压低广泛参与的激励。短期增长可以在汲取性制度下出现，但难以持续，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排除了“纠错—创新—扩散”的制度回路。今天中国的多重症状，其实正被这一逻辑“顺藤摸瓜”：当政策对私营经济、平台经济、外资与科研的边界频繁改写，企业家最理性的选择不是投资，而是观望；当地方财政以“土地财政—平台举债”维持表面繁荣，终局往往是“融资转存量、支出挤刚性”，于是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被动提升成本，居民只能拉高预防性储蓄。
要解释“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不妨再把镜头拉远到“后发劣势”。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很早提出：赶超的早期阶段可以依靠要素投入与制度宽容的“局部改革”获得高增长，但若不在产权、法治、政治问责上完成“深水制度化”，后发经济体会在规模做大之后遭遇“制度回逃”与“路径依赖的天花板”——这便是“后发劣势”。“头部腐烂”的机制，正是后发劣势的现代表现：当权力对资源配置拥有更高的自由裁量权，创新就被不确定性折价，产业与资本就会“避险—外迁—躺平”。
那么，“药方”是什么？如果用一句旧学的话：只有回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义，才有可能穿越后发劣势。所谓“大同”，并非口号化的乌托邦，而是一套“以公共善为核心，把程序正义、社会信任与普惠福利编织在一起”的制度愿景。《礼记·礼运》用朴素的话语勾勒了这种社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谋闭不兴、外户不闭。把这段经典翻译到现代政治经济学语境，恰是三个支柱：政治上的“可问责与遏止滥权”、经济上的“广泛准入与产权保障”、社会上的“普惠与兜底”。阿西莫格鲁—罗宾逊的“包容性制度”，与“礼运大同”的“天下为公”，在本质上并不冲突：一套可纠错的制度秩序，是“为公”的硬件；一套可信任的社会伦理，是“为公”的软件。
如果要找一个在华语世界内可验证、可度量的现实模板，台湾经验提供了值得严肃讨论的参照。就政治—法治而言，台湾在世界正义工程2024年《法治指数》中位居全球前列，在“约束政府权力、透明政府、秩序与安全”等维度的表现稳定；在自由权利方面，Freedom House 2025 年度报告继续把台湾评为“自由”，并给出高分；在政府与经济治理方面，IMD 2025 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显示台湾的整体竞争力与政府效率多年保持高位；在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方面，覆盖全民的台湾健保以低行政成本与高可及性著称；在创新与产业方面，TSMC 代表的半导体产业集群是全球性基础设施，技术—资本—治理的协同尤为罕见。这些都不是抽象的“价值宣讲”，而是可以一项项被度量、被对照的公共供给能力。
把台湾经验放进“大同主义”的框架看，更能看出它的可复制处：其一，程序性的“选贤与能”——稳定的权力更替与活跃的公民社会，使“约束头部”的机制常态化；其二，规则性的“讲信修睦”——以法治和透明为互信的生成器，降低经济交易成本；其三，普惠性的“皆有所养”——在“效率—公平”的辩证中，以全民健保、基本教育与社会救助编织起“弱者可活、强者可创”的底线；其四，产业性的“以技兴民”——以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关键供给（半导体、生医、绿色科技）获取技术—制度—文化的三重外溢。在这四点上，台湾恰好把新教伦理所强调的“职业伦理、个体召命、公益自律”与儒家伦理所强调的“礼、信、义、耻”做了现实耦合，形成“高信任—高组织—高透明”的公共性梯度。由此回到中国大陆的现实：“只有大同主义可以救中国”，并不是一句抒情的政治修辞，而是一套可操作的改革序列。
第一，在政治层面，重建“遏止头部”的制度闸门。把“运动式治理—窗口指导”还原为“法律授权—公开程序—事后审计”，让重大经济规制的出台有清晰的影响评估与申诉管道；把“安全—发展”的关系由“否定式替代”改为“边界式互补”，在明确的国家安全清单之外，尽量扩大市场的可预测空间。这不是抽象原则，而是与企业家预期和社会信任直接等值的“制度硬件”。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早已提示：没有可问责的政治秩序，包容性经济制度就缺乏“自恰性”。
第二，在经济层面，恢复“广泛准入—稳定产权—公平竞争”的底线。对私营经济的政策口径要在“立法—执法—司法”三层面同频，让“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从宣示转为实践；对平台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规范要尽快完成“从运动式整顿到常态化监管”的迁移，把竞争政策、数据治理、劳工保护三者在“透明规则—可预期执法”的框架内打通；对地方债务与房地产的出清，要以“穿越周期”的方式消化风险，把“土地财政”真正退出“增长叙事”，让地方的税基与事权回到可持续的轨道。否则，“从头部腐烂”的财政—金融传染链条就会反复上演。
第三，在社会层面，完成“皆有所养”的再设计。以财政真实性与社保可持续性为约束，优先保障“幼有所长、老有所终、病有所医”的三大支出，把“低效率的项目性投资”逐步替换为“高乘数的公共服务投资”；对社保征缴的扩面，要分层分类、缓征缓缴，给微利企业与灵活就业者留出生存与转型的“梯度与时间”，而不是“以征代管”；对青年就业与生育政策，把“教育—住房—托育—税收”的打包改革落到可感可及之处，让“预期”成为真正的公共资产。
第四，在文明层面，用“礼—信—义—耻”给市场加上伦理的筋骨。这不是把道德当政策，而是把伦理转译为“合规—透明—互信”的制度元素：政企交往可追溯、公共数据可审计、AI与算法可解释，媒体与学术的公共讨论可开放。以“互见性（mutual visibility）—可问责（accountability）”为技术—制度的共同底线，正是凯利等人所勾勒的“2049年可能世界”的关键常识。拒绝AI、拒绝透明只会加剧不确定性，拥抱AI、拥抱透明才是“减熵”的治理之道。
当然，任何“大同主义”的现实推进，最终取决于态度：是把市场、社会与技术当作“需被管制的风险”，还是当作“可被激发的能力”。只能强调“安全”而忽略“成长”的安全，终将是“静态的安全”；敢于在制度边界内“放手让社会去长”的安全，才是“动态的安全”。在这点上，台湾经验并非“样板戏”，而是一面镜子：它展示了如何在不牺牲秩序的前提下，把自由、创新与包容织在一起。这面镜子不仅对中国大陆有意义，对所有后发经济体同样有意义。
如果说阿西莫格鲁三年前的那篇文章给出的是“病理学”，那么《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提供的是“制度学”。而“礼运大同”则提醒我们：任何制度学，若没有“为公”的价值学，最终都会异化为“技术统治”。把三者叠加，就得出一句朴素的结论——只有以“大同”为目的、以包容为手段、以法治为边界，中国的增长机器才可能从修修补补走向“自己会纠错”的常态化繁荣。这不是对历史的神话化，而是对未来的务实主义：当我们把“天下为公”从课本的名句，变成预算表、规制文本、司法判例与社区日常的共同语言，“从头部腐烂”的隐喻就会自行失效。
决定中国大陆经济命运的，从来不是“有没有资源、能不能奋斗”，而是“是否愿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增长交给万千行动者”。这正是阿西莫格鲁—罗宾逊的学术洞见，也是“礼运大同”的政治初心。若问“为什么只有大同主义可以救中国”，答案并不玄：因为它唯一能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有能力遏止头部的任性，有机制释放社会的创造，有伦理守护弱者的尊严。当这三件事同时发生，“后发劣势”就会转化为“后发优势”。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台湾之石，可以攻大陆之错。台湾在法治、自由、竞争力、健保与半导体的多项国际评价，不是意识形态的辩论点，而是可以被核查的事实。只要我们愿意沿着事实走，中国大陆走向“大同”，并不遥远，可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