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晶晶
渐离的《海参崴》，表面上只是五章四言古风，篇幅不长，语气平静。可读完，再看一眼那些历史档案里冷冰冰的数字和名字，这首诗就很难只当成“怀古之作”来看了。它写的是城，也是冢；写的是边防军事史，也是远东华人被屠灭、被驱逐的血史；写的是沙俄和苏联的暴力，也对照今天一整套“对内强硬、对外怯懦”的国家心理。这不是一首在古意里打圈子的模仿作，而是一首把近代中国最敏感的地缘创伤，与当下的国家政治选择放在同一画面里的新《诗经》之“颂体”诗。
五章四言，写到“无词可说”的伤心地
《海参崴》全诗五章，每章八句，四言骨干，以语义为准，格律服从语气。首章“哀楚故垒 / 伤心黑水”先点出情绪基调：楚人故国之哀、黑龙江水之伤，把远东边地拉回到中原记忆的坐标系里。“残月晖晖 / 独立苍茫”一句，既是旅人立在海参崴山头的姿势，也是百多年后回望失地与亡魂时的姿势。
第二章转入边防与开发史。“北疆膴膴 / 堇荼如饴”，写东北沃土，也埋着冷讽：肥土之上，种的是谁的粮，流的是谁的血。“九边烂数 / 夷魁贱土”把清末、乃至民国之后对东北边务的摆烂，压成八个字。“关河不窘 / 敢托禳巫？”是全章的警句：边防困局并不只在军事实力，而在政治选择和心理结构，只会“托付给巫”，实际上就是放弃责任。
第三章干脆撕开：“罗刹恃威 / 玉石俱摧 / 吾民吾胞 / 新鬼旧鬼！”“罗刹”指俄国，既是传统的宗教意象，也是中国人对北方帝国的长期想象。这里的“玉石俱摧”，不再是抽象的战争，而是有档案可查的民族清洗。1937–1938 年，苏联在远东发动所谓“中国行动”，至少一万名华人死于处决和劳改，华人总数减少九成以上（尹广明）。¹ “十万头颅 / 一默惊雷”这一联，把这种屠杀与中国官方的沉默，压成一种张力：死者无声，沉默本身就是雷。
第四章把目光由俄苏转向“红朝”。“红朝多诡 / 胡尘嚣张 / 汾阳石二 / 究竟儿皇”。“汾阳”让人想到唐代守土有功的郭子仪，“石二”则唤起五代石敬瑭“割地事契丹”的典故，“儿皇”是石敬瑭给辽主的自称。三重典故叠在一起，用来对照今日对强邻的态度：嘴上“寸土不让”，手上却一再“画线承认”，从 1991 年《中苏东段边界协定》到 2001 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把包括海参崴在内的大片历史争议地区彻底合法化，明确“相互没有领土要求”。²
第五章再回到“戍楼”“塞草”“暮涛”，画面安静，语气却更冷。“求安裂土 / 受命莫固 / 凭吊浮尸 / 红羊难消”。“求安裂土”点破了一个简单又残酷的逻辑：为了换取眼前的政权安全，可以反复牺牲长远的领土与历史正义；“红羊”典出古代火灾之异象，如今则指向红色年代的种种暴行与交易。这一章像祷告，又像判词。
形式上，这首诗明显继承《诗经》颂体的短句、重章、对仗与典故用法。它不是复古的“文物”，而是一套被重新激活的工具：用极短的句子，承载极重的历史与政治问题，让读者在每一个跳跃中自己补全空白。精神上，这首诗也在呼应《诗经》的颂体。其一，是“颂”的位置。《诗经·颂》本是宗庙乐歌，祭祖、记功，同时也有温和的劝诫。渐离这首写的是“哀楚故垒”，纪念的却不是王朝祖先，而是无名的远东华人、被淹没的城市和港口。这种把“民的历史”放进“颂”的位置，本身就是一种重写：谁值得被歌颂？谁值得被铭记？
其二，是“美刺并行”。《诗经》常常一首诗里既有赞美，也有讥讽。《大雅·文王》在歌颂周室时，也藏着对殷商暴政的反思。《海参崴》同样如此：既有对东北沃土、华人创业史的温情，也有对沙俄、苏联与当代政权的冷酷批判。诗中没有一句口号式的“反帝”“反霸”，只有“罗刹恃威”“红朝多诡”这类淡淡丢出的判断，让读者自己去填补背景。
其三，是“以小见大”。《诗经》善于用具体场景承载大义，如今这首诗也是如此：一个“哀楚故垒”，让人想到的不只是一个海港城市，而是整个东北失地与边防的百年史；一个“浮尸”，背后是大清洗中的数万华人；一个“海棠变色”，连接了旅游城市的当下繁华和过去的血色街巷。
从“国殇”到“国耻”的再书写
诗里很多意象，若没有历史背景，很容易只当成抽象的“古风”。放在历史的大背景和现实政治中对照，会发现几乎每一处都有非常具体的指向。“伤心黑水”，黑水是黑龙江。1858 年《瑷珲条约》、1860 年《北京条约》之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被沙俄据为己有，海参崴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统治东方”之意。对于今天的俄罗斯来说，这是通往太平洋的战略门户；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段常常被有意淡化的失地史。
“北疆膴膴 / 堇荼如饴”，既是对东北肥沃土地的写照，也是对远东华人社会繁盛一度的暗示。19 世纪末到一战前，远东地区华人一度占当地人口的 10–15%，在海参崴等大城市甚至占到一半以上。³ 华商承建铁路、火车站、剧院，开设上千家商号，控制近海运输和河运，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唐人街文明”。
“罗刹恃威 / 玉石俱摧”则对接到了 1937–1938 年的“大清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依据政治局决议，在远东地区开展针对华人的大规模抓捕与处决行动，档案显示，仅滨海边疆区就有六千余名华人被捕，三千多人被枪决，更多人死于古拉格劳改营和流放途中。⁴ 诗中的“吾民吾胞 / 新鬼旧鬼”，不是虚词，而是这些档案背后，那些被迫承认虚假“间谍罪”、被冻死饿死在矿井和荒原上的具体生命。
“海棠变色”，一方面沿用了中国传统里“国破花变”的意象，另一方面也可联想到今日旅游手册里的“远东明珠”“海参崴海滨美景”。当海棠被写成“变色”，提示的是一种审美与记忆的错位：今天的游客沉浸在海鲜、教堂和海湾夕阳，很少有人想到，那些商业街的地基上，曾经站满华人商铺；更少有人知道，大清洗时期，街角的内务部俱乐部里，策划过一次次针对华人的抓捕与审讯。
“凭吊浮尸 / 红羊难消”，最后这一组意象，把海上的浮尸与历史的火焰重叠起来。有史料记载，部分被捕华人被装上破冰船，驶入深海后推入冰冷海水。也有成批“非法越境”的华人被流放到北极圈附近的劳改营，在搬运原木、采伐森林的极端劳动中短时间内死去，甚至出现一个劳改营 270 人、仅剩厨师一人生还的案例（萨沙）。⁵ “浮尸”不是文学夸张，而是那场清洗留下的真实场景。
这首诗最尖锐的地方，不只是控诉沙俄与苏联的暴行，而是把这种暴行与中国自身的政治选择放在一起，讨论一种长期存在的国家心理结构。一条线是“卖地逻辑”的延续。晚清的《北京条约》，固然是在帝国主义压力下的低头；但慈禧时代的“宁予外人，不予家奴”，已经在政治文化里埋下一个危险习惯：把“内外”看成权力斗争的筹码，对内的敌人，比对外的侵略者更可怕；只要能稳住皇位、党位，割让一些“边角料”未必不可。
另一条线，是当代的“国家霸凌主义”。对内，对弱势群体、对异议者，可以无限上纲；对外，尤其是面对更强硬、更野蛮的政权，则习惯性退让。对文明国家，可以在舆论上无限攻击，因为知道对方有底线；对真正愿意动用武力、敢于屠城屠村的强邻，则有意无意“保持低调”。这种心态与北京街头的某些“小混混”并无本质差别：欺软怕硬，把暴力和恐惧当成处世之道，只是被放大到了国家层面。对文明国家，霸凌没有底线；对野蛮国家，退让没有上线。《诗经》的“颂”，多半还承认现存秩序的正当性；这首诗的“新颂”，却把“国家霸凌主义”本身拉上了审判台。它不把“国家”当成天然正当的主体，而是重新检查：这样的国家心理，是否配得上“国之重器”的位置？
诗里“红朝多诡 / 胡尘嚣张”八字，刚好勾勒出这两条线的交叉。对内，话语上“红旗如画”、故事讲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外，在强邻高调庆祝“建城 160 周年”、公然在中文社交平台上晒出“统治东方”的纪念视频时，官方媒体选择沉默，平台选择删评。英方最终把香港连同新界、九龙一起归还，一个“不平等条约”得到了部分修补；在北方，沙俄和苏联靠条约与清洗拿走的土地，却在新的条约中被彻底承认，甚至连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海参崴“五十年后归还”的条款，也在1995年后被悄然放弃。⁶
历史记忆的边界，就是国家道德的边界
《海参崴》就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提出“究竟儿皇”的追问：谁在扮演新的“儿皇帝”？谁在用“国家安全”“战略伙伴”之名，把历史的债务与被屠杀的同胞一起打包塞进档案馆？诗中没有直接提到香港，但读者一旦把 1997 与 1860、1938 放在一起，很难不做对比。从结果看，一百多年后，香港在国际条约与联合声明的框架下回到中国主权之下，成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金融中心。这个故事被写进了教科书，成为“民族复兴”叙事中的高光时刻。海参崴的故事则完全相反。晚清两次条约丧失的是主权；苏联大清洗时期对华人的屠杀，是对人群的清除；冷战后边界条约的签订，则在法律上彻底承认了失地。很多历史研究者甚至认为，海参崴已经不能简单用“割让”来概括，而是“被夺、被洗、被承认”三步连锁。⁷
对比中国1997收回99年租借的九龙和新界，连同把被清朝割让给英国，1840年后归属英国的属土香港岛一并强硬收回，相反，对沙俄占领的东北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却持另外一种态度，连1945年苏联和中华民国签订的50年归还的海参崴也悄悄放弃主权。《海参崴》这首诗，没有用复杂的概念去分析，只用“求安裂土 / 受命莫固”八个字，点出了这种选择的代价。当香港问题被反复用来点燃“勿忘国耻”的情绪时，海参崴、江东六十四屯、外兴安岭以南的大片土地，以及那几万死在海风与雪地里的华人，却几乎从公众记忆中消失。选择性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这首诗要抵抗的，正是这种“带着强弱偏见的爱国主义”：对软弱者挥拳，对强权者弯腰。
如果说历史记忆的边界，就是国家道德的边界。《海参崴》最重要的启示，在于重新划定历史记忆的边界。这首诗提醒我们：如果对日本侵华的伤痕可以诉说成一个完整叙事，对苏联在远东对华人的清洗，就不应继续沉默。按照俄罗斯档案和中国学者尹广明等人的研究，1937–1938 年间，被逮捕、处决和流放的远东华人总数超过两万，其中死亡比例可达三成。⁸ 这已经完全符合“民族清洗”的标准，与当时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在手段上高度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犹太人的遇难者被纪念在成千上万的书、电影和纪念馆里；远东华人的名字，则大多只留在密密麻麻的俄文档案和家族口述里。诗歌不能替代纪念馆，但可以先把这一个缺口撕开。
这首诗告诫执政者：一个国家如果习惯于“霸凌式”的对内治理，就很难在对外关系中真正平等自信。把“国家安全”当成万用借口，去压制国内一切不合己意的声音；同时又在国际强权面前一味退让，靠“送地”“让利”求一时安稳，这样的心理结构，最后会反噬自己。因为它把“正义”这个词，变成了纯粹的宣传材料，而不再是可以约束权力的尺度。
这首诗揭开历史的伤疤，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民族尊严，不在于喊多响的口号，而在于能不能正视每一段不方便的历史。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海参崴的华人清洗，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只会在下一次被强权试探时，变成新的弱点。
这首诗对当代诗人的启发，也很直接。很多写“国族”的诗，要么跌回宣传口号，要么陷入纯粹的愤怒。关键在于，如何在愤怒之外，保留悲悯。诗中一句“吾民吾胞 / 新鬼旧鬼”，没有任何煽情词，却把被屠杀的远东华人和今天被强权挤压的人摆在一起。这不是简单的“反俄”或“反苏”，而是一种底线：无论哪一种旗帜，只要对弱者施暴，都在“红羊难消”的名单之内。
如何用古典形式承载当下议题？四言短句、典故叠加、本来是很容易写成“古风游戏”的。这里却通过极高的压缩，把 17 世纪以来的条约史、19 世纪华人拓边史、20 世纪苏联清洗史、21 世纪边界条约和舆论场反应，全部压在寥寥数十句里。形式看似古老，信息密度却是现代的。这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新诗经体”：不是简单仿古，而是用古典的节奏去承载从历史遗留的现代问题。渐离在《海参崴》里，把国家当成一种需要被分析和批判的心理结构，而不是一个天然的道德主体。它写的是具体的政策选择、边界协议、屠杀与沉默，而不是抽象的“爱国”或“反帝”。这样的写法，让诗的道德高度来自事实，而不是来自自我抬高。
《海参崴》这首诗，唤醒了一个民族最痛苦的历史记忆。从“哀楚故垒”写到“红羊难消”，其实是在回答一个被回避的问题：怎样的国家记忆，才配得上“勿忘国耻”这四个字？如果“国耻”只指向某一个敌人，只为某一种外交服务；如果“爱国”只是对内收紧、对外讨好的一套手段；那么，“汾阳石二 / 究竟儿皇”这一问，就不会有真正的答案。对此，《海参崴》这首诗没有给出现成的结论，只是把海参崴山头那一点残月照亮的范围，尽量扩大了一些。在那一圈微弱的光里，有土地，有港口，有早已消失的唐人街，有档案里的枪决名单，也有今天被要求遗忘的一切。这已经是诗歌能做到的极限。
¹ 尹广明：《苏联处置远东华人问题的历史考察》，引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与滨海边疆区档案数据。
² 参见《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1）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1）相关条款。
³ 江淳：“海参崴割让 162 年祭：远东华人消亡史”。
⁴ 同上，并参见 GARF, f. 9479, op. 1, d. 89–94；GAPK, f. R-1, op. 1, d. 1234, 1256, 1278。
⁵ 萨沙：《斯大林消灭了远东地区华人：1938 年 1 月 5 日苏联再一次抓捕远东华侨》。
⁶ 关于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海参崴安排，可参见王世杰相关回忆与条约文本。
⁷ 王东东：《蒋介石收回的海参崴被江泽民出卖》。
⁸ 尹广明，同注 ¹。
附：《海参崴》
渐离
I
哀楚故垒
伤心黑水
过客如织
魂兮未归
未闻匕鬯
未见潦潢
残月晖晖
独立苍茫
II
北疆膴膴
堇荼如饴
曰止曰时
筑室于兹
九边烂数
夷魁贱土
关河不窘
敢托禳巫？
III
罗刹恃威
玉石俱摧
吾民吾胞
新鬼旧鬼！
十万头颅
一默惊雷
海棠变色
心宇成灰
IV
红朝多诡
胡尘嚣张
汾阳石二
究竟儿皇
势利使争
嗣还相戕
铠甲生虱
万姓以亡
V
崔嵬戍楼
离离塞草
西风暮涛
哀动孤桡
求安裂土
受命莫固
凭吊浮尸
红羊难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