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四维
刘瑜——政治学者、公共知识分子，近年来日益成为英美社会科学与中文世界之间难得的双语桥梁——于2012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可能性的艺术》。这部作品很快在中国大陆高校的课堂上悄然走红，以其简练而机智的文风、对比较政治核心概念的平实引介，赢得了一代既熟悉卢梭也熟悉《人民日报》的读者。该书成稿之时，正值中国经济上升势头看似不可阻挡，而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信心尽失的时刻。如今再读，书中所写更像是一部对权力语法的预见性沉思，而非单纯的入门读物，在这个大国竞争日益剧烈的时代，愈显锋芒。
本文在2025年这一分裂加剧的世界背景下，重读《可能性的艺术》。首先梳理刘瑜的论证结构；其次，讨论她提出的“必然性”“偶然性”“或然性”三分法如何重新塑造政治因果的讨论框架；最后，考察该书对当前中美政治对峙的分析价值——无论是北京的技术官僚主义脚本，还是华盛顿的制度硬化症候。刘瑜的分析路径为中美双方提供了一种超越宿命论与愿望投射的思维语言和方法。
刘瑜论证结构导览
在标准中信出版社版本中，《可能性的艺术》共计236页，节奏明快，回避了厚重学术专著的写作路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呼应其核心三分结构的“政治三境”。
其一，“必然性的领域”。刘瑜带领读者进入“硬性制约”的世界——地理、人口结构与宪政架构等——并展示这些因素如何塑造政治的路径依赖。在这一部分，她广泛援引比较政治经典：从巴林顿·摩尔关于阶级联盟的分析，到亨廷顿对政治秩序的定义，再到道格拉斯·诺斯关于制度演化的理论。
其二，“偶然性的领域”。镜头由结构转向事故、领导者心理与突发事件。刘瑜强调政治中的“蝴蝶效应”：她指出，一位突尼斯人小贩的自焚不仅推翻了四国政权，更重塑了网络行动主义的规则。
其三，“或然性的领域”。此处，刘瑜尝试将前两者加以综合，勾勒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在这里，她换上方法论研究者的身份，解读民主化的回归分析、选举舞弊的博弈模型，乃至当时还较为原始的机器学习预测。值得注意的是，刘瑜对“或然性”的理解并非仅指统计频率，而是一种哲学立场：政治并非全然机械化地决定，也非完全的随机性领域，而是一个“有限自由”的空间。
贯穿全书，刘瑜文风灵动，时而叙述北京胡同里的生活趣事，时而嵌入托克维尔式的洞见。她标志性的手法是“镜面对照”：例如，将毛泽东延安整风与安德鲁·杰克逊的分赃体制并置，将清末的“自强运动”与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相类比。此种写法并非为了抹平差异，而是设立一场让读者暂时脱离本土逻辑的对话，从而迫使他们直面一面并不美化的镜子。
必然性、偶然性、或然性：一种新的政治因果语法
长期以来，政治学者始终在结构与能动、铁律与偶发之间争论不休。刘瑜试图突破这种二元对立，将之重构为一个连续谱，而“或然性”正是这一谱系中调和两极的中介。
必然性——铁轨般的结构性轨道
在刘瑜笔下，必然性指涉的是结构性的制约力：资源禀赋、人口年龄结构，以及更为关键的制度继承。她提出“选择的黏滞性”（the viscosity of prior choices）这一概念，形象地描述了开创性政治决定如何逐渐凝固为路径依赖。中国一元化的列宁式政党体制与美国基于麦迪逊原则的权力制衡制度，正是两种典型的结构性制度样本：它们各自封锁了某些改革的可能，同时也使另外一些选择成为唯一可行的路径。刘瑜强调，必然性并不等于历史的不可改变，而是界定了政治行动者所能想象与实施的“策略菜单”。
偶然性——制度外的变量与突发因子
若说必然性是轨道，那么偶然性便是那意外拨动转轨器的手。刘瑜深耕微观史料，揭示魅力型激情、舆论恐慌乃至管理疏失如何将一个制度从其预设轨道上推离。她以1911年武昌起义为例，一次意外爆炸迫使革命党人提前行动，而清军在瞬间决定倒戈，虽并非结构逻辑所必然，却迅速酝酿成全局性革命。相较之下，在美国情境中，刘瑜选取了2016年7月詹姆斯·科米就希拉里“电邮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这是一起程序性的小事故，却可能深刻影响了选举人团的走向——一次偶然，撬动了全球政治的指针。
或然性——理解政治的主钥匙
绝大多数政治书写止步于并置对照的轶事，但刘瑜进一步走向认识论的层面。她强调，“或然性”意味着政治行动者在“奈特式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中作出选择——他们必须在铁轨与骰子共同编织的不确定未来中下注。这一维度，正是贝叶斯更新、情景预演与“可能性思维”汇聚之处。
刘瑜的核心论断是：民主制度之所以优越，并非因其能产出永远正确的决策（现实中显然未必），而是因其在制度上内建了纠错机制，从而使政策在多次试错后更接近现实的轨迹。换句话说，民主不是通往真理的捷径，而是一套提高“碰对”几率的系统装置。
以刘瑜为镜：重读2025年的中美政治对峙
刘瑜提出的因果语法，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经历过疫情创伤、人工智能冲击、全球秩序断裂的世界？尤其是中美之间那种日益紧张而又彼此纠缠的互动关系？
中国：制度的韧性与偶发性之间的张力
进入“后习近平时代”（即便仍属假设语境），中国所展现出的结构性趋势似乎朝向一种“数据极权主义”的稳态——即国家安全逻辑与算法治理、工业政策的深度融合。刘瑜提出的“历史选择的黏滞性”概念，有助于解释为何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下放仍然难以想象。然而，偶然性并未消失。2023年奥密克戎封控期间的局部抗议便说明，哪怕是管理上的次级失误，也可能引爆超出预期的结构性震荡。再加上人口负增长、资本出逃等或然变量，“有限自由”的空间不仅仍在存在，反而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对政治局常委而言，这或许是一次风险预警；对体制批评者来说，则是一种策略鼓励。
美国：偶然性失控的陷阱？
与之对照，美国似乎正深陷一种偶然性的溢出状态之中：最高法院的一纸判决便可颠覆长久行政惯例，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快速发酵成政策议题，国会山的议案命运时常取决于一场补选的得失。刘瑜会提醒我们，当政治精英将偶发胜利误认作结构性授权时，便会导致政策方向不断摇摆甚至反复。更深层次地说，她可能指出，美国宪政制度中的某些“必然性”——例如参议院的不均衡代表机制、选举人团制度的结构性偏向——正在与21世纪人口结构和政治认同的现实发生冲突。如果不进行制度性校准，未来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恐将接踵而至。
比较分析的启示
政策设计层面：对于中国改革者而言，刘瑜的分析路径提示他们，可以优先尝试那些不动根本权力结构、但能增加信息反馈机制的“次级制度创新”——例如设立局部预算透明度机制、允许有限司法复审等。而对于美国立法者来说，改革方向则恰恰相反：当务之急是通过选举制度改造（如选择性投票、反区划操控协议）来缓和偶然性所带来的政治失稳。
历史叙事层面：中美两国的主流叙事往往各自沉浸在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中——中国讲的是“伟大复兴”，美国则高唱“进步的历史弧线”。刘瑜提醒我们，真正诚实的政治叙事应当承认其间的骰子成分：每一次胜利背后，都有可能藏着一次失败的近失（near miss）；每一个失败，也未必没有转机的可能。
人工智能治理前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开始书写立法草案、制造宣传文本的当下，“或然性”的维度变得尤其重要。毕竟，机器学习本质上是概率引擎，其幻觉、偏见与不确定性，正是刘瑜笔下政治系统长期面对的“知识错位”问题的镜像。因此，将算法治理纳入可纠错、可监督、可辩护的制度框架，并非纯粹的技术话题，而是比较政治理论的当代应用。
一种可能性的伦理学
自2012年出版以来，《可能性的艺术》据非官方统计已售出超过五十万册，并激发起从北大宿舍到硅谷联合办公空间的讨论小组。中国的智库写作者常用这本书中的三分法为渐进式改革论辩护；体制批评者则借用“可能性”的语言反过来质疑权力结构的不可动摇性。在美国，2018年哥伦比亚大学一次专题研讨会后，该书在中国问题研究圈内悄然流行，间接影响了一些关于“战略对冲”的政策备忘录。
更为微妙的是，刘瑜的因果语法开始悄悄渗透进新闻语言。中文记者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可能性”而非“必然性”来描述政策走向——这一措辞的变化，往往标志着一种认识立场的迁移。而在美媒中，“contingent”（偶然）与“path dependent”（路径依赖）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原本属于学术会议的场域之外。
当下，无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都在争相讲述一种历史的不可逆神话：前者相信“历史的逻辑性”，后者信仰“历史终结”。而《可能性的艺术》所提供的，不是另一套宏大叙事，而是一种将政治视为对话的姿态——一种不以胜负为唯一价值的政治观：必然性是语法，偶然性是俚语，而或然性是那位始终在修改语句的编辑者。刘瑜借此向读者发出温和而坚定的伦理召唤：拒绝宿命论，也拒绝空想主义。
2025年重读此书，最令人动容的不只是它的分析优雅，而是其内在的谦卑气质：这是一部关于政治中“有限自由”的微妙诗篇，也是一部不喧哗却始终保持希望的写作。书末，刘瑜写道：“历史不是你坐上去的列车，而是你说出来的语言。”学会用必然性、偶然性与或然性组成的语法说话，或许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不确定时代中最应该修习的一门“可能性的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