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四维
《巨婴治国》这一题名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把武志红《巨婴国》的核心洞见推进到今天世界大国公共治理维度的一次必要延伸。《巨婴国》提出“巨婴”这一心理—文化隐喻，指向一种在生理年龄上已成年、在心理与社会性上却停留在婴儿阶段的状态：依赖而自恋、脆弱而蛮横、恐惧而好斗、缺乏边界又渴望控制。作者在接受采访时把“集体心理年龄”形容为“没有超过一岁”“甚至没有超过六个月”，其夸张的修辞并非为了刺痛谁，而是为了强调一种长期被忽视的事实——巨婴并非少数个案，而是一种由家庭教育、学校训练、组织生态与政治文化共同塑形的社会性人格。正因为如此，《巨婴国》虽聚焦国民心理，却迅速越界为现实政治的镜像；书上市不久即遭下架的命运，恰恰印证了它触到了“不能说”的痛点：当一个共同体不愿回看自身的心理年龄，权力将更愿意把“问题”外包给批评者与弱者。
《巨婴国》自2016年问世，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关注与争议。《巨婴国》引发争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把“国民性格”置于显微镜下。有人觉得这是一种“自我矮化”，有人觉得这是“直面问题”。我们应当警惕任何把复杂问题简化为“国民性”的冲动，但也不必因此拒绝对集体心理的反省。事实是，国民性从来不是天降，它是在家庭叙事、学校教育、媒体框架与制度激励里一代代被书写出来的。当一种语言、一个动作、一套奖惩被重复千遍，心智便会以它们为模具铸成。相反地，去巨婴化也必须从同样的四个层面同时发力。家庭里，父母学习设定边界、练习共情与尊重、显化规则与后果，让孩子在安全依恋中长出“自体”与“对他者的敏感”；学校里，从“标准答案训练”转向“问题探究与公共讨论”，从“分数统治”转向“多维评价”，把“失败的权利与方法”纳入教育目标；媒体里，减少“仪式性摆拍”，增加“证据—过程—问责”的报道，把公共注意力从“表演型治理”引向“程序型治理”；制度上，持续强化法治装置与专业系统，让权力运行可见、可测、可纠偏，使得“成熟的规则”比“强人的意志”更可靠。所有这些必要的工作都很缓慢、很乏味、很不戏剧化——这恰恰与巨婴文化的快感逻辑相反。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是唯一有效的解药。
《巨婴国》把一种常见却难以言说的心理与行为模式——思维、情感与责任感停留在婴儿期、却拥有成人体格与权力的“巨婴”——从家庭与日常经验中抽出，安置到更宏观的文化与制度语境中加以观察。作为一本面向大众的社会心理学读物，它并非临床诊断手册，也不是政治学论文，但它提供的关键词、隐喻与叙述框架，为我们理解个体、组织乃至国家层面的不成熟现象，提供了足够锋利的工具。沿着这把工具向下追问，我们会看到：巨婴并非某些人的道德污名，而是一套可以被识别的心理—行为结构；它并非“天生”，更常是家庭、学校与制度合力塑形的结果；它对亲密关系、职场组织与社会信任的腐蚀是普遍而持久的；而当巨婴进入政治，权力与不成熟彼此放大，其代价将转化为国家层面的不安全与不确定。
要理解“巨婴治国”的机理，先得厘清“巨婴”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心理层面，巨婴的第一个底色是全能自恋——一种对“我应当立即被满足”的坚定信念；当外部世界不合作，便立刻转入第二个底色：低挫折耐受与外归因，失败要么是别人有意阻挠，要么是形势一时不利；第三个底色是分裂与投射——把世界切成绝对的善／恶、友／敌，并倾向于把自身的冲突外抛给敌人来承受；第四个底色是边界障碍——将自我、他人与组织的边界视作可随时越过的“非刚性线条”，既不会尊重他人的独立性，也无法对自己的冲动设限。行为上，这四个底色最常见的表情是：凡事要“立马见效”的躁动，靠强势话术与惩罚威胁维持秩序；以“忠诚”替代能力评估，以“表态”替代论证；在群体中以施压、裹挟、道德勒索来获取安全感；把复杂问题简化为仪式性动作，用“做过了”遮蔽“做好了”。这不是以偏概全的漫画，而是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在大量案例中反复观测到的“幼态化权力风格”。
在心理层面，巨婴的特征可以从“婴儿世界观”入手概括。第一是全能感与被动依赖并存。婴儿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以“我”及“我的需要”为中心，既相信“我想要的就该立刻呈现”，又同时把满足的责任推给“外部的大人”。成人体格的巨婴，常把这种并置延续到成年：当事情顺利，归功于“我天生不凡”；当事情不顺，归咎于“世界不公”“别人妨碍”。第二是强烈的分裂与投射：非黑即白、非敌即友，情感在理想化与贬抑之间剧烈摇摆，难以容纳复杂与灰度；为了维护脆弱的自体边界，习惯把自身的不安、失败与愤怒投射到外部对象，寻找“该被惩罚的人”。第三是界限感与责任感薄弱：难以区分“我想要”与“我应当”，难以稳定地兑现承诺、承担后果；在权力关系中，则表现为对“上”的无限期待与依附、对“下”的苛刻与控制。第四是即时满足与反挫折：对延迟满足的能力低，对反对意见的耐受度低；一旦遭遇阻力，易以愤怒、羞辱、退缩或报复应对。这些维度彼此勾连，构成了巨婴的心理地图：外部一切要么是“奶瓶”，要么是“威胁”。
巨婴如何生成？它很少源于“单一坏父母”，更常出自结构性的养育与教育环境。家庭层面，“专制＋溺爱”的混合配方最容易催生巨婴：在权威控制下长大的孩子，外在行为可能看似听话，但内在自体与边界发育受阻；当控制与溺爱交替出现时，孩子学到的不是规则，而是“读空气、找强者”的生存术。教育层面，长期以“听话—分数”为唯一评价标准的体系，会让“正确答案”替代“探索过程”、“外部奖惩”替代“内部动机”，从而把成年的“自我调节”能力外包给权威与制度。文化层面，“集体主义”的某些粗糙形态如果与“人身依附”的传统叠加，容易把个人的责任扁平化为“服从”，把公共的善简化为“统一动作”。制度层面，权力与资源高度集中、缺乏透明问责的环境，天然偏爱“听话而可控”的人格，也更容易让“对上依附、对下施压”的巨婴式处世成为“共识”。历史层面，剧烈的集体创伤与长期的社会恐惧，会以“代际传递”的方式沉淀在养育方式里——以斗争语言塑形的童年，容易长出以斗争语言理解世界的成年人。由此，巨婴不是“某个人”的偶然，而是“许多人”的概率。
在全球范围内，注意力经济、算法政治、身份焦虑与地缘对抗的叠加，正在制造一个“更容易滋生巨婴”的世界。越是在不确定的时代，人越渴望简单、清晰与“被照看”；越是在剧烈竞争的环境，组织越倾向通过口号动员与惩罚式管理挤出短期绩效；越是在碎片化的公共空间，越容易让“怒气＋段子”替代“论证＋证据”。因此，“巨婴治国”并非某一国的专利，而是人类现代社会共同面对的诱惑。不同国家在制度韧性、知识系统与公民社会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抵抗这种诱惑的能力。
巨婴症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当巨婴进入亲密关系，最直观的后果是“爱被管理化、关系被权力化”。在伴侣关系里，巨婴常以“孩子—父母位”的隐性模式与对方相处：一方面要求无条件的理解、包容与供养；另一方面对对方的需求缺乏共情，遇到冲突容易以冷暴力、拉黑、威胁离开等方式“惩罚”对方。在亲子关系里，巨婴父母容易把孩子当成“延长的自我”，把自己的未竟理想、面子与焦虑压在孩子身上，形成“控制—反控制”的拉扯。家庭内部的这些互动，进而塑造了下一代的情感模板，形成“循环相似”。在工作场域，巨婴人格表现为“对上负责、对下甩锅、对同级斗争”：向上极度敏感与逢迎，对规则只在“被看见时遵守”；向下苛刻而不授能，把风险与压力向下游转移；横向合作时，则以零和心态把合作对象处理成潜在对手。组织因此陷入“合谋的不成熟”：人人疲于自保、事事忙于表现，真正的目标与产出退居其次。更广义的社会层面，巨婴文化削弱信任、加剧对立、放大仇恨语汇，公共讨论被情绪牵引，事实与证据让位于立场与队列认同，社会决策随之失去耐心与质量。
当巨婴走上政治舞台，问题从“关系灾难”升级为“国家灾难”。一方面，巨婴人格与“强人政治”“表演型民粹”存在天然亲和。政治传播中的剧场化、社交媒体中的算法激励、危机叙事中的“父权式承诺”，都可能把不成熟人格推到聚光灯下。另一方面，权力结构本身会反过来放大不成熟：全能感在“权力可达之处”得到频繁正反馈；分裂与投射以“敌友政治”的形式被制度化；界限与责任的薄弱以“个人化治理”“任意决断”表现为政策摇摆与法治松弛。此时，“治理”退化为“训诫与惩罚”，“政策”等同于“情绪化指令”，“合法性”更多仰赖仪式性展示而非制度性产出。结果，是国家在外部战略上更倾向短期冒进与戏剧化对抗，在内部治理上更习惯以“整肃—运动—摆拍”的组合回应复杂问题。巨婴思维无法容纳社会复杂性，更无法承认自身边界：它把世界想象为可以被“命令与意志”单向塑形的空间，而忽略了现代国家赖以运转的知识系统、专业分工与程序正义。
以中国为例，公共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斗争语言与“整齐划一”的仪式冲动，确实携带着某种“父权式训育”的文化残响；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代际，可能在心理底层携带对不确定性的高敏感与对“统一意志”的偏好；当这种心理底色遇上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巨婴式的“迅速、剧烈、无反思”的决断风格就更容易成为政策常态。以美国为例，富可敌国的名人政治与注意力经济的合谋，孕育出以自我中心话语与“我能拯救一切”叙事为标志的政治风格；一些观察者以“巨婴”隐喻解读当下美国政治，指认其中的分裂语法、对“敌人”的恒常需要、对专业与程序的敌意、对事实的随意改写与对赞美的极度渴求。就像家庭里权威与溺爱可以共存，国家层面“巨婴治国”也可能与“老人治国”“病夫治国”交叠出现：当权力结构高度老龄化、健康透明度低、继任机制不清晰，个人的体能与认知状态便可能被制度化地“过度使用”，以“父亲—国家”的形象延续对集体的控制与安抚。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巨婴与老化并不必然绑定，但当两者叠加，风险往往成倍放大：既缺乏自我反思的能力，也缺乏调整方向的体力；既沉迷个人化的荣耀，也敌视制度化的约束。
需要强调的是，把“巨婴”作为分析框架，不等于对任何个体作医学意义上的贴标签与贬斥。它首先是一种自我检视的镜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习惯以“我欲即理”的姿态与世界打交道？在公共讨论中是否动辄以“敌我”划线？在工作中是否总把“上面的认可”置于“问题的解决”之前？在家庭里是否用“我是为你好”掩盖对他者边界的侵犯？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对这些习焉不察的习惯提出追问，巨婴文化的底座才会松动。其次，它也是一种制度检视的工具：我们是否有足够多的“去个人化”的治理装置，能把好政策与坏政策区分开来、把对的人与错的人区分开来、把“对上负责”转化为“对制度负责”？有没有让权力说不、让信息流动、让错误改正的“备用路线”？如果没有，再成熟的个体都可能在不成熟的场域里被迫以不成熟的方式生存。
一本书无法改变一国之治，但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些人的语言与视角。《巨婴国》的价值正在于此：它逼我们用“成熟—不成熟”的轴线，重新打量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许多“理所当然”。当我们用这条轴线去看领导人与政客、去看机构与政策，也应当用它来照见自己。越多的人在日常交流中承认复杂、容纳差异、兑现承诺，越多的组织在流程中尊重证据、训练责任、容忍纠错，越多的媒体在叙述中抑制表演、坚持问责，一种不同于巨婴的政治文化才会生长出来。那将是“成年人治理”的文化：权力承认边界，公民承担责任，制度赢得信任，知识获得尊严。与其说这是某种宏大理想，不如说它是避免灾难的最低底线。巨婴治国、病夫治国、老人治国固然是当今世界许多动荡的触发器，但真正的灾难之源，是我们习惯于把世界交给“不成熟”，并在一次次短期快感中，与它达成默契。只要这种默契一天不被打破，灾难就永远在路上；反之，只要我们在生活中把“成熟”当作一种日常训练，政治中的成熟也终会有它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