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纽约华人社区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给每一个市长按照他们的姓名的发音或寓意起一个中文名字，比如，丁勤时，彭博，白思豪。一者表现对纽约一哥的尊重，二者体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包容，加上中文名字容易记忆。这一届的市长Zohran Mamdani，至今未见有人给出一个纯粹的中文名字。华人社区和媒体依旧按照英文发音翻译称他为“曼达尼”。为了延续华人社区的这个惯例，我给市长取了一个既符合英文发音，又有美好寓意的纯粹的中文名字---孟达礼，这个名字我今天在《华夏文摘》和《中国思想快递》首次使用。特此说明，便于后人考证。我希望纽约的媒体也慢慢改过来，不要再称他“曼达尼”了。】
马四维
丹·夏森的《伯尼与伯灵顿》（Bernie for Burlington: The Rise of the People’s Politician》）是一本写伯尼·桑德斯青年时期的政治传记，严格说并不是小说，但这本近六百页的书，用的是叙事文学的手法：有人物，有场景，有悬念，有节奏，读起来更像一部长篇政治小说的“真实版本”。在纽约迎来第一位穆斯林、民主社会主义者出身的年轻市长佐赫兰·孟达礼之际，这本写三十多年前佛蒙特小城伯灵顿“人民市长”的书，被《纽约客》评为“迄今 2026 年最佳图书之一”，并不意外。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地方的改变，也是一个政治路线上升为全国力量的起点。伯灵顿如何从一个旧工业小城，变成“伯尼主义”的试验田；而“伯尼主义”又如何在纽约新市长孟达礼的福利社会主义纲领中，被重新翻译到二十一世纪的大都市，这是《伯灵顿的伯尼》给当下读者真正提供的问题意识。
传记、地方史与成长小说的三重叙事
从公开的目录和书评可以看出，《伯灵顿的伯尼》的结构不是简单按时间顺序排下去，而是三条线交织：伯尼·桑德斯的成长与政治生涯、佛蒙特州尤其是伯灵顿的社会变迁、作者丹·夏森自己及其家族的记忆。（Lepore）
目录里出现的章节标题——“欢迎来到佛蒙”（Welcome to Vermont）“ 佛蒙特《自由人》“佛蒙特自由人报”（The Vermont Freeman）“ 租客城市里的驱逐”（Eviction in a Renters City）“ 伯灵顿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urlington）等——本身就像一串短篇故事的题目，把一个人的政治轨迹拆解成一系列场景：登陆佛蒙特、投身地下报纸、拍摄贫困纪录片、在租客城市里被驱逐、最后建成“人民伯灵顿”。这些标题既是时间线，也是主题线。（Chiasson）
《纽约客》的书评指出，这本书“差不多既是伯尼的传记，也是作者的个人回忆，更是一部绿山之州的历史”（Lepore）。 这种三层叙事，让它有点像美国传统的“地方编年史”，又带着成长小说的味道。伯尼从布鲁克林出发，在一张旅游宣传册的指引下“向山中而去”，十三岁的布鲁克林犹太少年，被卖给城市中产的“山间农场梦”吸引，却在几十年后，成了真正改写佛蒙特乡村命运的人物（Chiasson；Lepore）。
叙事的焦点，一直在“人—城—州”的三角关系上。伯尼的竞选、演讲、街头访问，被写成一场又一场“场景”（书的开篇即名为 “Making a Scene”）（Chiasson）。 这些场景与佛蒙特立法、经济结构转型相互穿插，例如高速公路修到温诺斯基河谷、州议会通过禁止广告牌的“广告牌法”和严格控制开发的“明信片法”，乡村景观被刻意“冻结”，而农场却一块块卖给外来开发商（Lepore）。
在这样的结构中，伯尼的故事不再只是“一个政客的成功学”，而是和高速公路、明信片风景、滑雪经济一起，被放进一个更大的叙事。结构上的多线并行，让这本书接近 J. Anthony Lukas 的 Common Ground 那种“人民史诗”，出版方的文案干脆称它为“一部时代政治家的交响式起源故事”（Chiasson）。
山丘、明信片与“租客城市”
这本书虽然是非虚构，却充满可以当作文学意象来读的细节。最明显的是“山”和“路”。佛蒙特是“绿山之州”，山丘和农场，支撑起它以自然风景为核心的经济。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传统制造业衰落，高速公路修通，滑雪旅游兴起，州议会通过一系列法律，要把公路两侧的视野保持在广告牌之前的样子，要让游客在车窗里看到一张永不变形的“佛蒙特明信片”（Lepore）。
山和路因此成了两种力量：一边是被保护起来的风景，一边是被冲击的本地生活。作者家族的老一辈，在温诺斯基的羊毛厂里上工，在南伯灵顿的小农场上劳作，在高速公路工程中打钻放炮；最后，他们卖掉农场，“几乎是半卖半送”（Lepore）。 这段家族史，不只是背景材料，而是对“风景冻结”的隐性批评：为了让游客在车窗里看到一幅完美的山水画，真正生活在那里的劳动者不断被挤出自己的土地。
这种象征在书名章节里再一次放大。《伯灵顿的伯尼》写到 1970 年代的城市更新计划，把工人社区推平，建成“现代化”的公共住房项目。桑德斯后来拍了纪录片《佛蒙特的贫困》，采访那些被赶到公共住房项目“富兰克林广场”的人们（Lepore）。 书中的章节标题“Eviction in a Renters City”把伯灵顿直接定义为“租客城市”，驱逐令是这个城市运转的方式之一。农民被挤出土地，工人被挤出旧街区，新的消费空间取而代之——这一系列意象构成了对新自由主义城市化的早期素描。
另一个醒目的象征，是那句后来写上竞选海报的口号：“Burlington Is Not for Sale”。这句话在书中不仅是标语，更是一种对抗地产资本的隐喻：城市不是可以随便买卖的商品，而是居民共同生产和分享的生活空间（Chiasson）。 加上书中后面出现的“People’s Republic of Burlington”（人民伯灵顿共和国）这样的戏称，这部作品不时以半开玩笑的语气，把一个小城的政治实验，塑造成某种“微型共和国”的寓言。
地方社会主义的可能与边界
从公开材料看，《伯灵顿的伯尼》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地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夏森反复强调，桑德斯从 1970 年代到今天，坚持的社会主义纲领基本没有改变：反对大公司的垄断，反对亿万富豪控制媒体，主张扩大公共服务和工人权利（Chiasson；Lepore）。
在佛蒙特这样一个“想要保持原样”的州，这种政治立场有一层特殊含义。书评指出，佛蒙特试图通过立法，把风景和土地“冻结在时间里”，但经济和人口却在发生巨变（Lepore）。 伯尼的政治想象，在这种矛盾中成形：政治可以保护公共利益，但无法阻止所有结构性变化；金钱可以改变城市面貌，却不应该决定谁有权住在这里、谁必须搬走。这种对“政治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思考，是全书不断回到的哲学层面。
另一个主题是阶级与联盟。《伯灵顿的伯尼》强调，桑德斯当年的联盟并不只是“嬉皮士和学生”。他的支持者里有保守的法裔天主教工人、有反核运动的修女、有棒球迷、有警察、有像本与杰瑞这样的小企业主（Chiasson）。 这种“奇怪联盟”构成了所谓“人民市长”的基底，也展示出地方政治中一种颇为实用的社会主义：要赢得选举，就得在现实生活里找到共同利益，而不是只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划线。
第三个主题与作者本人有关。《伯灵顿的伯尼》不回避伯尼的局限，也不回避作者作为“伯灵顿之子”的复杂情感。夏森的童年，是在单亲家庭、在伯尼治理下的城市里度过的；他既是见证者，也是受益者。例如书评提到：他在电视节目《伯尼与社区对话》中，总能在旧录像里认出认识的人；在 1990 年选夜，他在阿默斯特学院的图书馆楼上，抢着听远方广播里的计票结果，听到“自己的市长”进了国会（Lepore）。
这种介入式的立场，使本书在主题上不断摇摆：一边是冷静的制度史，一边是带感情的“家乡史”。这也是它的力量所在——读者看到的不只是“伟人传”，而是一个地方、一个家庭、一个世代，在政治巨变中如何被牵着走、又如何努力抓住一点主动。
诗人写政治，地方写成史诗
丹·夏森本身是诗人，也是长期在 The New Yorker、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写评论的文学批评家（Chiasson；Lepore）。 这种双重身份，让《伯灵顿的伯尼》在文体上有几个明显特点。
其一，是对细节的敏感。从已经披露的片段看，他写伯尼的竞选场景，并不只记录口号，而是写咖啡馆、写门廊、写市政厅外的雪地，写那辆破旧的沃尔沃车里装着纪录片胶片，在乡村学校间穿梭（Lepore）。 这些细节把政治从抽象理念拉回日常生活，使“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组口号，而是一种在具体社区里被实践和争论的生活方式。
其二，是把地方史写出戏剧感。书评形容，这本书有点像一部黑色喜剧小镇电影：一方面是极其严肃的议题——地产开发、贫困、驱逐、媒体垄断——另一方面又充满荒诞场面，比如公共电视台《伯尼与社区对话》里，市长认真地采访小孩、老人、甚至一只可卡犬（Lepore）。 这种反差带来一种温和的幽默感，也削弱了理论话语的生硬。
其三，是对时间层次的掌握。《伯灵顿的伯尼》既有桑德斯个人几十年的时间线，也有佛蒙特从工业州到旅游州、再到“气候避难所”的长时段变迁，还有作者家族从工人到州公务员的代际轨迹（Lepore）。 三条时间线交叠，使这本书在形式上接近一部“多主角的长篇小说”，但又保持了非虚构所要求的事实纪律。
因此，即便从纯文学的标准来看，《伯灵顿的伯尼》也不是那种只有信息、没有形象的政治类书籍。它有场景、有节奏、有象征，也有足够的留白，让读者在伯尼的高嗓门和佛蒙特的雪山之间，自己去琢磨“人民政治家”的复杂面目。
从伯灵顿到“为多数人的纽约”
如果说《伯灵顿的伯尼》在美国现实中的意义，只停留在“了解一位老牌参议员的青少年时期”，那它不会在 2026 年引起这么多讨论。这本书真正和当下相遇的地方，是纽约刚上任的市长佐赫兰·孟达礼。孟达礼是一位 1991 年出生的乌干达裔穆斯林，先在纽约州议会代表皇后区第 36 选区，后来在 2025 年赢下纽约市长选举，2026 年 1 月就职，是纽约史上最年轻、也是第一位穆斯林和印度裔市长（“Zohran Mamdani”；“Welcome to the Mayor’s Office”）。 他的政治身份，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也是纽约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SA）的重要人物，并且得到伯尼·桑德斯本人的背书（“Zohran Mamdani”）。
在竞选中，孟达礼提出的主张，用中文媒体的话说，就是一套典型的“福利社会主义”纲领：冻结房租、建设更多可负担住房、打击恶房东；设立“社区安全部”，由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处理许多原本交给警察的工作；开办市属连锁杂货店，对抗食品价格暴涨；让公交车免费并提速；引入学习苏格兰“婴儿箱”的普惠婴儿礼包，扩大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Platform | Zohran for NYC”；Bauck；Helmore；Times of London 报道苏格兰政府赠送婴儿箱）。
如果把伯尼 1980 年代的伯灵顿看做“人民共和国”的缩影，那么孟达礼试图打造的，就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版本的“人民纽约”。伯尼当年主张通过市政土地信托、公共住房和预算再分配，保障工人和租客的居住权；孟达礼则在更大、更复杂、更全球化的城市里，提出冻结房租、扩大公共住房供应、把部分执法权从警察手里拿出来，交给社区安全机构。两人面对的问题相似：房地产资本推高房价与房租，本地居民被迫外迁，城市被改造为资本的游乐场；他们给出的回答，也都绕不过“公共产权”和“民主参与”。
《伯灵顿的伯尼》在这里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地方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张一劳永逸的蓝图，而是一场在夹缝中不断调整的实践。伯尼在里根时代当市长，面对的是联邦政府紧缩、去监管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进攻；孟达礼则在特朗普第三任政府的阴影下上任，还遭遇过“如果他当选就切断联邦资金”的公开威胁（“Zohran Mamdani”）。 两人都不得不在敌意环境中，想办法把资源从上往下、往社区分配。
更具体地说，伯尼时代的伯灵顿，尝试通过市属土地信托等机制，把部分土地从市场上“拿出来”，用于长期可负担住房建设；孟达礼则主张冻结房租、严惩囤房和恶意抬租的房东，同时用公共资金建更多非盈利性质的租赁住房（“Platform | Zohran for NYC”；Helmore）。 这种把城市空间当作公共资源，而不是纯粹商品的思路，与《伯灵顿的伯尼》里那句“伯灵顿不出售”的口号形成强烈呼应。
从政治动员方式上看，两人也有一条直接的传承线。伯尼在 1970 年代就把反战、反核、反贫困、反地产开发的议题串在一起，试图把工人、农民、学生、嬉皮士等不同群体拉到一个联盟中（Chiasson；Lepore）。 孟达礼则在纽约用社交媒体、说唱文化、多语种宣传，把房租、食品价格、公交费、托育、巴勒斯坦问题连在一起，争取被高房价和警务暴力挤压的多族裔工人阶级（Salam；“Platform | Zohran for NYC”）。 这种“跨议题联盟”的政治手法，在两本时代放在一起看，更容易被看清。
帮助我们理解孟达礼
虽然《伯灵顿的伯尼》是非虚构，但如果读者把它当作一部“政治小说”来读，也并不违和。书里有清晰的主角、有复杂的配角群像、有一座不断变化的城市，有结构严密的铺垫和转折。用这种方式回看伯尼时代，对理解孟达礼所代表的福利社会主义，有几个启发。
第一，这本书提醒读者：任何“进步市长”的成功，都与具体地方性的结构紧密相连。伯尼之所以能在伯灵顿赢下不足一万张选票的市长选举，是因为那座城市的规模、人口构成、州政治生态给了他组织小联盟、慢慢累积声望的空间（Chiasson；Lepore）。 孟达礼面对的是一个有八百多万人、极度分化的纽约，这意味着他的纲领再“伯灵顿式”，具体推进时都必须重新设计。伯尼时代的市属土地信托模式，在纽约就会遇到更复杂的地产利益和财政约束，这本书给读者提供的是理解“困难在哪里”的历史透视，而不是照搬方案。
第二，这本书也展示了“人民政治家”形象的塑造机制。伯尼在伯灵顿有自己的公共电视节目《伯尼与社区对话》，拿着麦克风在街头采访普通人，被写得既有点滑稽，又带着真诚（Lepore）。 孟达礼则被媒体形容为“TikTok 熟手”，用短视频和说唱文化接触年轻选民（Salam；NYT 报道）。 这两种形象之间，有明显的代际差异，但核心都是把政治再度“平民化”。把伯尼早年的电视实践放在眼前，有助于看清孟达礼今天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演，不只是营销技巧，而是一种政治风格的继承和更新。
第三，《伯灵顿的伯尼》通过作者家族的故事，提醒读者保持对“进步政治”的警惕与自省。伯尼治理下的伯灵顿显然有很多成就：水岸改造成公共公园、预算平衡、可负担住房增加、市民参与度提高（Lepore）。 但夏森也写到，佛蒙特并没有因此摆脱长期的结构性危机：农场继续消失，毒品泛滥、洪水频仍、人口老龄化严重（Lepore）。 这提示读者，在评价孟达礼乃至任何福利社会主义试验时，需要既看到政策短期内的减压效果，也要看到更深层的资本主义结构未必一时可以逆转。
在这一点上，《伯灵顿的伯尼》提供的也许不是“乐观小说”，而是一种带着忧虑的现实主义。伯尼几十年如一日地谴责“亿万富豪阶级”和“媒体财团”，听起来像老调重弹，但在美国财富和权力进一步集中的今天，这种老调反而变得愈发逼真（Lepore）。 孟达礼的纲领，说白了，就是试图在一个更加金融化、更加不平等的纽约，做出一套“伯灵顿式”的修补。成功与否当然未知，但《伯灵顿的伯尼》让读者看到，这样的尝试在美国政治里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一时激情。
小城故事与大国政治
《伯灵顿的伯尼》写的是一位“人民政治家”的起点，也是美国地方社会主义传统的一个案例。它的结构，把传记、地方史、家族记忆编织在一起；它的意象，用山丘、高速公路、明信片风景、公共住房构成一幅现代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图像；它的主题，从土地与城市的争夺、到联盟政治的形成、再到个人记忆与公共历史的拉扯，都指向一个问题：在资本与国家之间，地方政治到底能做什么。
和纽约新市长孟达礼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对照来看，这本书更像一本“现实主义政治小说”的前传。伯灵顿那句“伯灵顿不卖（Burlington Is Not for Sale），在今天被翻译成孟达礼竞选口号里“为多数人而不是为少数人的纽约”（“Platform | Zohran for NYC”；UAW 对他的支持声明）。 这条从伯灵顿到纽约的线，说明美国左翼政治并不是突然从社交媒体里长出来的，它有地方性的土壤，有长时间的积累，也有一次又一次的挫败。
对关心现实政治的读者来说，《伯灵顿的伯尼》最重要的意义，也许不在于重塑伯尼的个人神话，而在于提供一副放在手边的尺子：当看到孟达礼这样的“新左翼市长”推出冻结房租、市属杂货店、婴儿箱等福利政策时，可以用伯灵顿的经验去衡量这些构想在现实中的难度和边界；也可以反过来，用纽约的复杂度去重新审视伯尼时代那座小城的成败得失。
在全球城市化、极端不平等和政治极化同时加速的今天，一本写小城的厚书，突然变成了理解大国政治的钥匙之一。这大概就是《伯灵顿的伯尼》在 2026 年仍然值得细读的原因。
Works Cited
Chiasson, Dan. Bernie for Burlington: The Rise of the People’s Politician. Random House, 2026.
Helmore, Edward. “Zohran Mamdani Is Now Mayor of New York City. Here’s What He Campaigned On.” The Guardian, 1 Jan. 2026.
Lepore, Jill. “When Bernie Sanders Headed for the Hills.” The New Yorker, 26 Jan. 2026.
“Platform | Zohran for NYC.” Zohran for NYC, zohranfornyc.com/platform.
“Zohran Mamdani.” Wikipedia, en.wikipedia.org/wiki/Zohran_Mamdani.
Bauck, Whitney. “As Food Prices Rise, Mamdani Wants Public Grocery Stores in New York. Can It Work?” The Guardian, 25 Jul. 2025.
“Scotland Sends Baby Box to New York after Mayor Mamdani Cites Policy.” The Guardian, 23 Jan. 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