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四维
马四维
6 月 17 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布什内尔剧院举行的一场公开对谈中，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指出，美国正“危险地接近把专制政权中的行为常态化”，并将这种退化与匈牙利等国的民主倒退作类比，警告“眼下发生的一切，与我们理解的美国民主并不相符，却与威权体制十分相似”。 奥巴马特别抨击了围绕 2020 年总统选举的“谎言”与阴谋论，强调“2020 年只有一个人赢得了大选——不是那个一直在抱怨的人。这是事实”。他批评共和党内部有人明知是谎言仍予附和，称这种做法“危险”，因为“当公共生活失去对基本事实的共识，民主制度就会变得极脆弱”。虽然奥巴马在讲话中未直呼唐纳德·特朗普的名字，却几乎把整段讲话都对准了这位现任总统。他对特朗普的评价可概括为：他和其支持者对选举事实的否认、对制度规范的侵蚀以及对权力的个人化追求，联邦政府对自由民主承诺“日益薄弱”，正把美国推向与威权国家相似的危险边缘，亟须社会各界共同制止。
回想当年苏联垮台，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断言，人类历史终结于民主制度，自由民主将成为政治演化的终点。如今看来他的预言更像一段反讽。三十年后的今天，“历史”没有在宪政民主的句点处停笔，反倒在极权专制的惊叹号上画出了迂回的回路。福山本人近年来已多次承认，民族主义、身份政治和权力饥渴的强人正在重新塑造世界秩序，甚至令美国自身陷入制度衰退的漩涡。而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全球性权力中心，人们分别迎来了被戏称为“一尊帝”和“嘛噶王”的现实：一个是二十大后权力更趋个人化的习近平，一个是于2025年重返白宫、誓言“重塑联邦政府”的特朗普。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不仅为习近平开启第三个任期，也宣示了党对国家、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全面“回收”——从修改党章、清洗高层，到在工作报告中强化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民族复兴的合奏，整个政治叙事回到了革命叙事与领袖崇拜的交汇点。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皆归一人的“大安全观”下，个体权利、民间自治和地方弹性被“国家整体安全”所吞噬，分权制衡更显黯淡。
大西洋此岸的华盛顿，同样在经历制度的自我侵蚀。特朗普团队主导的“2025计划”（Project 2025）提出大幅扩张总统指挥权，准备以行政命令复活“F类”任用，允许总统将数万名联邦公务员降为“随意解雇”状态，以保证对其个人的忠诚。加之保守派长期布局的司法与州级选举人机制，传统的三权分立在“化整为零”的攻势中显露裂痕——这恰恰是美国版“个人集权”的胚胎。
学界与智库的宏观数据印证了这种趋同。V-Dem 2025年报告指出，全球自称民主的国家数量已降至88个，而自称或被识别为威权体制的国家上升到91个，世界近四分之三人口正生活在各种形式的专制之下；报告还罕见地将美国列入“民主崩解预警”名单。自由之家今年的年度报告同样指出，民选领袖操纵制度以延任、破坏司法独立、打压媒体，已成为全球民主退潮的共有症候。换言之，守成的“共和制”正在与进攻的“帝制冲动”进行博弈。
《身份进步主义及其局限》一书提供了理解这一浪潮的微观视角。作者指出，在社交媒体时代蔓延的身份进步主义，以“弱势/强势”二元结构和“他律道德”重新塑造公共讨论，它声称赋权，却往往演变为道德审判和群体围猎，先将社会切割成对立的集体，再用绝对化的“底线”取消异议者。这种逻辑与极权政治互为呼应：当身份被视为正当化暴力的筹码，个体主体性与普遍理性便被挤出公共空间，群体情绪成为新的动员资源，而真正的阶级、制度和自由议题被淹没在道德喧哗中。作者犀利地指出，身份进步主义的文化霸权与强国叙事的民族主义在操作手法上“同构”，都倾向于用道德高地掩饰权力意图，从而削弱自由主义原本依赖的公共理性与自我负责。当这种趋向在左右光谱同时蔓延，“共和体制”赖以为基的妥协、程序和相互承认便会枯萎。
由此观之，无论是北京的“一尊帝”还是华盛顿的“嘛噶王”，都并非偶然孤例，而是全球政治生态在后冷战时代的聚合反应。在技术加速、信息碎片化以及社会分化的多重冲击中，传统政党难以吸纳焦虑，权威话语难以维系共识；个人化领导与情绪化身份政治遂填补真空。中国模式以国家资本与民族主义压缩社会空间，美国则借身份撕裂与制度漏洞解构分权——两条道路殊途同归，都在把“争议”转译为“忠诚”或“背叛”的道德二选一。
历史真的会在这里终结吗？如果所谓“终结”是指放弃宪政民主的常识性前提，转而接受“强者主导、弱者投诚”的丛林叙事，那么世界正滑向一条低熵但高压的轨道。然而，正如《身份进步主义及其局限》作者在批判身份进步主义后仍呼吁自由主义与宗教、女权等具组织力力量对话那样，制度自救仍有赖于重建公共德性与多元协商的文化土壤。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推动法治限权、恢复地方与社会自治；对美国而言，则要求重新锚定制衡原则，抑制行政权力对立法与司法的渗透；对全球而言，更需要跨国民主联盟在价值与机制上进行互保，而非在民族身份的雾霾中趋于孤立。
“历史”不会自动赠予任何终点，终点往往是自我放弃的结果。倘若公民放弃自主理性，把安全、繁荣与道德一股脑地托付给单一领袖或单一身份，“终结”便会悄然降临；倘若社会仍保有觉察权力、维护程序、容忍异见的能力，那么“终结”就只能是一段插曲，而非命运的终章。历史究竟会在哪里终结？答案或许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权力收紧与身份分裂的暗流中，重新找回自由主义那条“嫌慢却从不迷路”的河道。
（《身份进步主义及其局限》，博登书屋 202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