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
原载：《外交事务》2026 年 3/4 月号（首发于 2026 年 2 月 17 日），由作者转发译者翻译并发表
【编者按：希拉里，你好！谢谢传来你刚刚发表的文章，与我分享你的《妇女权利就是民主权利》的观点。之前中国学者秦晖提出“女权本质是人权”，你的文章也提到这个观点，然而，你的这篇文章把妇女权利上升到民主权利的高度，把妇女权利与民主制度连在一起，是当下关于妇女权利最深刻的见解。我们把你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刊发在《中国思想快递》中文版，并推荐给《华夏文摘》。再次感谢你的慷慨分享。】
当今世界，威权政体的数量已经超过民主国家，近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威权统治之下。过去十年里，中国和俄罗斯的独裁者进一步巩固权力；匈牙利、土耳其等本就脆弱的民主政体进一步滑向“非自由主义”；非洲一连串政变推翻了合法选出的领导人。就连自建国以来一直被视为民主国家的美国，法治也在削弱，威权主义的威胁急剧上升。这一趋势粉碎了冷战结束后人们对“自由民主必将永久胜利”的乐观期待，也引发了关于“出了什么问题”的广泛讨论。
要理解这些变化，更不用说扭转它们，就离不开一个位于这股威权浪潮核心的关键因素：对妇女的迫害。跨越文化与地域，妇女往往是民主的拥护者，而暴君则把她们当作攫取权力的“必备套路”之一。如果不把对妇女的压制当作一场危机去对待，民主的侵蚀几乎注定会不受约束地继续下去。
三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United Nations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in Beijing）上提出：“人权即妇女权利，妇女权利即人权。”这句话当时颇具争议，但反映的正是一个现实：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推倒“铁幕”、解放全球数以百万计民众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妇女始终站在最前线。在整个苏联阵营，从波兰劳动罢工到东德、匈牙利的草根环保与公民运动，许多由妇女主导的行动都在侵蚀共产主义的控制。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妇女运动从独裁阴影中走出，重塑了政治版图。1991 年，阿根廷率先通过全国性议会选举中女性候选人的配额制。危地马拉的妇女在长达数十年的内战之后，为 1996 年的和平进程发挥了作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妇女则在结束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如今，在民主节节退却的局面下，有一件事已经很清楚：妇女权利其实是那只“矿井里的金丝雀”。在世界各地，对妇女权利、机会及其充分参与社会的攻击看似被忽视，紧接着发生的，往往就是民主的迅速腐烂：制度被掏空，异议被定罪，权力集中到再也无法被问责的程度。这并非意外，而是设计好的结果。
威权政权有步骤地蚕食妇女权利，因为他们很清楚：妇女的参与既是民主的催化剂，也是对抗暴政的防波堤。这种压制既是意识形态上的，也是策略上的——一方面压制支撑民主韧性的妇女贡献，另一方面强化父权叙事，以此为威权统治提供正当性。正如学者萨斯基娅·布雷亨马赫（Saskia Brechenmacher）今年早些时候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指出的那样：“鉴于公民自由与政治空间对妇女取得实质进展的重要性，加强民主制度将是一项关键任务……但如果只关注民主，而忽视改善性别平等的具体举措，同样会南辕北辙。”要抵抗并最终逆转当前的趋势，就必须认识到妇女权利与民主之间这种深刻的关联。妇女权利依然是人权，而独裁者心知肚明这一点。
当下，阿富汗可能是极端“极权厌女症”的最典型例子。塔利班（Taliban）在 2021 年重新掌权后，第一件事之一，就是把妇女从一切可见的社会角色中剔除。一夜之间，女孩被禁止进入中学，女人被禁止上大学、担任公职或在家外工作。该政权声称此举是为了维护伊斯兰价值与民族认同，但世界上有很多地方表明伊斯兰与民主可以并行不悖。塔利班压制的真正目的其实很清楚：剥夺妇女获取信息、收入和政治影响力的途径，通过把一半人口赶出公共生活来巩固统治。
塔利班的极端暴行，很容易让人把他们当成一个“异类”，仿佛对阿富汗以外的世界没有多少解释力。但他们的厌女并不例外，而是教科书式的范本。其他威权领导人正在近距离观察，从中学习如何通过压制妇女来换取更大控制力。看看伊朗宗教当局如何因为年轻女性摘掉头巾就对其施以殴打、监禁甚至杀害；再看看中国、匈牙利、俄罗斯等国政府如何呼吁妇女撤出公共生活，回到家庭，多生孩子。世界各地的威权政权尽管在其他方面毫无共同之处，却在敌视妇女权利这一点上高度一致。无论是世俗还是神权，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种类型的独裁者都把妇女当作目标。
当“传统”变成棍子（TRADITION TURNED TRUNCHEON）
厌女既是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石，也是其政治工具。独裁者往往鼓吹一种“性别零和观”，坚持认为妇女的任何进步都必然以男性的损失为代价。这种说法为那些对经济停滞和文化剧变感到挫败的男性（以及许多女性）提供了一种简单而自我安慰的答案。行为研究表明，匮乏心态会强烈侵蚀共情、加剧社会撕裂。许多独裁者把对妇女的压制包装为捍卫“家庭价值”、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民族认同的举措。这种策略在社会和道德层面都很“合口味”，从而为威权权力增添了一层合法性。
通过挑动人们对妇女独立性、性、以及公共权威的焦虑，独裁者调动的是许多人早已内化的观念，因此更难被质疑。而且，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 2023 年所解释的那样，那些敢于反抗的女性不仅在政治上挑战政权，也在性别角色上“越界”，于是遭到“双重打击”：先是因为威胁政权，再是因为违背了顺从与恭敬的期待。父权制既是意识形态的黏合剂，也是划定谁可以参与公共生活、谁必须被赶回私人领域的机制。
这一父权威权路径最引人注目的实践者与鼓吹者，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他是一个非自由、厌女、仇外的国际运动的领袖，这一运动试图倒退妇女权利、驱逐移民、破坏民主联盟，削弱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主要将女性塑造成母亲与照料者，而非平等公民；他破坏性别平等的政策努力，通过将家庭暴力“非刑罪化”来纵容加害者；他把这些举措包装成对“家庭、宗教和男子气概权威的传统价值”的捍卫，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相对立。媒体作秀不断加固他那种“男子汉、道德感强又权势滔天的民族主义者”形象：骑马赤膊照相、在柔道比赛中获胜、驾驶一级方程式赛车的照片，都在刻意把他塑造成守护传统主义、对抗日渐开放、多元与自由世界的英雄。
就我个人经验来说，普京确实害怕强势女性。他也非常善于利用男性对地位下降的恐惧，部分原因是他自己就充满恐惧。我们可以把这位俄罗斯领导人视为一个主要受“权力扩张”驱动的人——不管是国内的权力攫取，还是对外战争的发动——但他可能更深层地是被“失去”的恐惧所驱动。他对俄罗斯帝国的失落与所谓屈辱执念不放，也为失去手中的一切——不仅是权力，还有性命——而感到恐惧。2000 年代初其他前苏联共和国的“颜色革命”让他变得极度多疑。根据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的说法，普京反复观看 2011 年利比亚被推翻的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被人从排水管里拖出来殴打的血腥视频。普京在国内镇压异议、在国外入侵乌克兰，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强大”，而是因为他心怀恐惧。围绕自己构建一套把他置于顶端的父权意识形态，是他巩固统治、满足自尊的一种方式。
在邻国白俄罗斯，普京的“代理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同样利用性别偏见维持统治，把妇女排除在政治影响力的位置之外。卢卡申科公然否认女性的领导能力，宣称宪法“不是给女人用的”，把反对派领导人斯维亚特拉娜·季哈诺夫斯卡娅（Sviatlana Tsikhanouskaya）贬称为“家庭主妇”。（季哈诺夫斯卡娅在丈夫身陷政治牢狱的情况下，一边独自抚养两个年幼孩子，一边参加竞选总统，这本身就说明她有极深的韧性和能力。）当她与另外两位白俄罗斯女性领袖维罗妮卡·采普卡洛（Veronika Tsepkalo）和玛丽亚·科列斯尼科娃（Maria Kolesnikova）联手，动员起统一的反对派运动时，卢卡申科惊慌失措。他操纵选举并迫使季哈诺夫斯卡娅流亡立陶宛。
在匈牙利，作为普京盟友、并坦率自称“非自由民主”拥护者的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an）大张旗鼓接纳一份报告，该报告警告说，女性大学毕业率的上升会威胁婚姻与生育。与此同时，他对堕胎权施加严格限制，并把堕胎描述为对“家庭价值”和民族认同的一种威胁。
类似的逻辑在其他政权中也屡见不鲜。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则通过政策、话语与社会压力组合拳来巩固权力。早在 2011 年，当土耳其撤销“妇女与家庭事务部”，以“家庭与社会政策部”取而代之时，埃尔多安就已经发出一个信号：国家要从“妇女权利”的议题转身。他的政府推动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包括提供财政补贴，鼓励家庭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同时公开批评那些优先考虑职业而非做母亲的女性，说她们只是“半个人”。2021 年，他又宣布土耳其退出《伊斯坦布尔公约》（Istanbul Convention）——这是一份致力于应对针对妇女暴力的里程碑式国际公约——声称公约与“土耳其的家庭价值”不相容。埃尔多安把这些举措描绘成捍卫“传统家庭”和国家力量，鼓吹过度阳刚气质，并明确表示，女人与男人并不平等。结果就是，一个妇女的劳动、政治参与和个人自主性不断被国家所定义的家庭理想压在脚下的社会。
在习近平（Xi Jinping）治下的中国，权力的集中伴随着以“家庭价值”之名大幅回潮的父权控制。自 2012 年上台以来，习近平不断收紧此前有限的自由化空间，压制女权声音，重新宣示国家对妇女身体、选择与政治表达的控制权。网络审查机关关停妇女权利刊物，封禁女权主义社交媒体账号，而习近平本人则一再呼吁妇女回归“传统角色”。2023 年，他要求官员大力倡导“婚育和家庭文化”，引导年轻人走向“恋爱婚姻、生育家庭”。
面对严重的人口危机，中国的应对办法，是通过收紧离婚规则、打击女性独立性，把妇女重新推回家庭，把她们主要当作生育者和照料者。“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记录了许多案件：遭受多年暴力的被拐卖妇女申请离婚，却被法院驳回；这与多年来“一孩政策”所制造的性别比例失衡一起，助长了庞大的新娘贩卖产业。2022 年，一段被铁链锁在屋里的女子的视频引发国内众怒，后来确认她被拐卖并被先后三次卖掉，这一事件凸显出这类虐待已见怪不怪。在新疆地区，压制更以最残酷的形式出现：维吾尔族妇女被关进大规模拘押营，被迫使用避孕措施或接受绝育手术。在习近平治下，中国的威权转向与社会“再父权化”的系统工程密不可分：限制妇女自主，是巩固国家权力的一种手段。
即便在民主国家，父权意识形态也可以被武器化，用来倒退权利、限制妇女自主。在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伊（Javier Milei）扬言要将“杀害女性罪”（femicide）从刑法中删除，称其是对妇女不公的特殊让步，把“激进女权主义”斥为对“平等概念的歪曲”。
在美国，由强硬右翼构成的最高法院“超级多数派”推翻了“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终结了近五十年来对堕胎权的宪法保护。这并非一次“中立的法律调整”，而是一场有意识的意识形态干预，直接削弱了妇女对自己身体和生育选择的控制——而这些正是她们平等参与公共、经济及政治生活的基础工具。堕胎权的回撤，与鼓励生育的政策和政客的舆论攻势相伴随，目的都是把女性再次推回传统角色。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正在考虑为多子女母亲提供财政奖励和象征性荣誉，比如颁发“国家母亲勋章”（National Medal of Motherhood），把生育劳动描述为一种公民义务。副总统杰·D·万斯（JD Vance）则为此推波助澜。早在 2021 年，当他为竞选参议员做铺垫时，就把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等民主党领袖嘲讽为“一群没有孩子、对自己生活不满的‘养猫单身女’”，声称美国主要是由这些“不育之人”治理，而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并无切身利害关系。他甚至提出，应该对没有孩子的人征收更高税负、赋予更少投票权。
这些举措揭示了一个核心原则：伪装成“政策”的强制，与赤裸裸的暴力同样具有破坏性。当政策把妇女的价值主要定义为生育能力时，它们就会限制妇女的经济独立，压缩公民参与空间，加强父权等级。正如学者尼塔莎·考尔（Nitasha Kaul）所指出的，这些策略属于“一种焦虑而不安的民族主义”，以“家庭价值”为名，妖魔化女权主义者，从而巩固权力、压制挑战。美国今年退出多个聚焦妇女权利、和平与民主的关键多边平台——包括联合国性别平等及增强妇女权能署（UN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既令人震惊，却也并不意外。
美国的例子凸显了一个关键事实：意识形态对妇女自主的攻击，并不只发生在海外的威权国家。一旦妇女权利被设定为“有条件的”，即便是在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民主规范侵蚀的速度也会远超人们的想象。这个教训既紧迫又刺耳：一旦把妇女的自主视为“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民主本身就被削弱了。而这种损害绝不会止步于某一个判决或一届选举周期。
被瞄准的群体（CAUGHT IN THE CROSS HAIRS）
迫害妇女不仅是为了在意识形态上为威权统治“正名”，也是一套十分实用的操作手册，用来削弱政治反对派、打击公民社会、延伸控制触角。政权有针对性地打压女性领袖与活动者，这并不是随机事件，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策略。他们非常清楚，正如学者埃丽卡·切诺韦思（Erica Chenoweth）和佐伊·马克斯（Zoe Marks）在 2022 年本刊撰文所说：“当妇女参与到大规模社会运动中，这些运动成功的可能性更高，也更可能推动民主朝更为平等的方向发展。”政治学家莫娜·莉娜·克鲁克（Mona Lena Krook）则写道：“传统的‘政治暴力’定义，侧重于针对政治对手的武力与恐吓。针对妇女的政治暴力则截然不同，并且更为令人不安，因为它旨在把妇女排除在政治行为者之外。”她强调，这种排除不仅伤害具体受害者个体，还在系统层面产生影响——它会阻止更多妇女参选或参与政治。这一担忧在 2024 年的全球选举数据中有明确体现：各国国会中女性议员的比例仅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这是几十年来增幅最小的一次。
有时，这种针对性的迫害披着“民主制度”的外衣。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在数十年间通过法律操控、恩庇网络与政治镇压巩固权力，系统性地边缘化妇女。挑战执政党的女性政治人物被排挤，妇女权利组织遭到骚扰，性别配额被操弄成忠诚度工具，而非真正代表。把妇女排除在独立的政治影响力之外，成为削弱民主制衡、巩固个人统治的一项关键策略。
在另一些情形中，政权则干脆不试图掩饰残暴。利比里亚独裁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 1997 至 2003 年统治期间，政权大规模利用性暴力来恐吓妇女、压制她们的政治参与、分裂社区。近些年来，国际社会才迟钝地把目光转向“强奸作为战争武器”这一暴行，包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等冲突地带。但强奸在和平时期同样是独裁统治的武器。2005 年成立的利比里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记录了性暴力如何被用来强化父权等级、稳固权力、令妇女噤声、阻止她们参与政治。
女性领袖和活动者面对的是恐吓、叛国指控、牢狱、流亡。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是非洲首位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女总统，却两度被迫流亡——第一次是 1986 年在萨缪尔·多伊（Samuel Doe）政权之下，第二次是 1997 年在泰勒主政期间。尽管如此，利比里亚妇女并没有被摧垮。她们帮助组织起跨越族群与党派的联盟，包括“利比里亚妇女和平大众行动”（Women of Liberia Mass Action for Peace），在迫使泰勒于 2003 年结束第二次内战、重启民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莱伊玛·博伊（Leymah Gbowee）的带领下，这一组织通过拒绝夫妻性行为、静坐示威、大规模守夜等方式，动员数千妇女挑战交战各方的正当性。当各方终于坐到谈判桌前，这些妇女干脆把会场和道路堵住，直到达成和平协议、恢复民主为止。
近年来，许多独裁者还把技术工具纳入打压妇女的武器库。获得 2021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菲律宾记者玛丽亚·雷萨（Maria Ressa）多年来一直警告：线上空间正在以危险的方式被武器化，用来让妇女噤声与心生畏惧，尤其是记者、青年组织者与民主领袖。雷萨曾勇敢地报道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六年任期内的法外杀戮与腐败，因此遭到持续不断的骚扰，包括带有种族与性别歧视色彩的网络辱骂、人肉搜索及死亡和强奸威胁，以及一连串毫无根据的法律指控。
雷萨在 2021 年的诺贝尔奖演说中指出，“社交媒体上发生的事，并不会止步于社交媒体”；“女性记者处在风险的震中”。社交媒体、人工智能赋能的监控与算法回音室，如今都在放大厌女意识形态，让威权政权能以前所未有的精准度锁定女性领袖。曾经可以通过流亡逃避的威胁，现在能以虚拟方式继续进行——跨境传播造谣、恐吓与骚扰。
在她的丈夫阿列克谢·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死于俄罗斯监狱之后，尤利娅·纳瓦利纳娅（Yulia Navalnaya）继续为民主奔走，却立刻遭到网络抹黑运动的攻击，质疑她作为妻子、母亲和女性的“道德”。大量伪造视频和照片暗示她有婚外情、秘密堕胎，对丈夫之死无动于衷。在伊朗，2022 年“女性—生命—自由”（Woman, Life, Freedom）运动是由 22 岁的玛赫萨·阿米尼（Mahsa Amini）之死点燃的——她因涉嫌违反头巾法，在警察拘押期间死亡。抗议爆发后，政权以残酷的着装管控回应，动用人工智能监控、无人机和“公民举报”工具，将女性身体彻底变成国家控制的对象。在塞尔维亚，反腐抗议的学生领袖之一尼科利娜·辛杰利奇（Nikolina Sindjelic）则遭遇警察暴力与“影像性侵”攻击——这是国家操纵的数字骚扰模式的一部分，目的就是散布恐惧、让批评者噤声。
自由女神（LADY LIBERTY）
当妇女被压制，民主本身就被削弱。威权政体针对的并不仅是一个个女性个体，还包括维持民主治理的制度、运动和规范。我们每拖延一天不把这些攻击当成紧迫危机看待，威权权力就多一分巩固，抵抗空间就少一分。如今问题早已不再是“妇女权利是否与民主相关”，而是“在侵蚀变得不可逆之前，民主国家是否愿意采取行动”。
遏制全球威权主义上升没有速成法，但数十年的研究与实践已经为强化民主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保女性与女孩的充分和平等参与。2025 年 3 月发布的《北京+30：未来三十年的妇女权利路线图》（Beijing+30: A Roadmap for Women’s Rights for the Next 30 Years）提出了一整套全面政策优先事项，用于推进妇女领导力、保护生育权、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并确保教育和经济机会的平等获取。每一项都是民主韧性的关键杠杆，例如报告中呼吁的“在志同道合的政府、国际组织、公民社会、私营部门与慈善机构之间建立联盟”。
民众运动常常把妇女权利视为次要议题。但历史与经验一再表明：保护妇女在公共领域的参与能力，是维系民主的核心部分。协调一致的跨界联盟，被证明对推进妇女权利与加强民主规范都至关重要：去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举行的第四次国际发展筹资大会上，这些联盟争取到了各国就扩大护理经济投资、促进妇女创业、履行消除性别暴力承诺所作出的新承诺；在纽约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U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会议上，它们也成功为生育权辩护。在阿富汗及类似情境中，正视对妇女的压制，既是道义问题，也是战略要务：当妇女被排除在争取民主变革的斗争之外，专制体系就更容易延续。同样，资助民主项目的机构必须支持妇女的全面参与，因为没有妇女的民主，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将捍卫妇女权利与捍卫民主相联结的联盟，是守住底线、推动进步、阻止倒退的关键。
妇女民主抗争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对生育权的争取。在拉丁美洲，阿根廷自 2018 年兴起的“绿色浪潮”（Green Wave），动员了逾百万不同年龄和阶层的妇女，为堕胎权和民主参与奔走。通过大规模示威与法律行动，这一运动推动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扩大堕胎权保护，并把妇女权利推到民主议程的前台。
类似地，突尼斯人权活动家阿娅·切比（Aya Chebbi）不断强调：如果妇女与年轻人无法获得充分而平等的参与，民主转型就难言成功。在斯洛文尼亚，社会学家尼卡·科瓦奇（Nika Kovac）创办了“三月八日研究所”（8th of March Institute），在推翻该国民粹主义总理亚内兹·扬沙（Janez Jansa）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家由女性主导的非营利机构把 2022 年大选框定为一场关于民主未来的抉择，帮助选民投票率提升了近 20 个百分点。在韩国，年轻女性则是推翻总统尹锡悦（Yoon Suk-yeol）的群众运动中的关键力量——尹在 2024 年 12 月通过宣告戒严走向独断之后，民众大规模上街抗议。示威者普遍认为，这场抗议既是对抗威权，也是对抗系统性厌女。在波兰，宪法法院 2020 年的一项裁决事实上将堕胎几乎全面禁止，引发了全国性的罢工，并迅速发展成自共产主义垮台以来该国规模最大的民主动员。
捍卫妇女权利，就是捍卫民主。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至今已三十年，人们仍然需要被提醒：民主与性别平等从来不是两个彼此割裂的议题。联合国“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WPS）为理解这一点提供了清晰框架。数十年的证据表明，当妇女在和平进程与政治转型中发挥实质作用时，民主会更加稳定，协议也更持久。妇女往往会把谈判议程拓展到社区安全、人权与问责——而这些恰恰是威权政权最想侵蚀的根基。
这一动态在那些接纳而非排斥妇女领导力的情境中表现得最为清晰。在非洲各地，妇女推动政治制度变革，以挑战威权的固化。在卢旺达，妇女在国民议会下院中占多数已逾二十年（目前约占 60%，为全球最高），她们把立法重点转向卫生、教育和战后重建。2000 年，纳米比亚主持了联合国安理会会议，通过了确立“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决议，明确指出：妇女不仅应当被保护免受战争之害，更应当被赋权以预防冲突、推动解决。今天，这一遗产仍在该国延续：2024 年，纳米比亚选出了非洲第二位女总统内图姆博·南迪-恩代特瓦（Netumbo Nandi-Ndaitwah），她任命女性出任副总统和议长，并让妇女在内阁中占到 60%，从制度层面强化了一种以包容和民主韧性为基础的政治文化。
从北爱尔兰——妇女在 1998 年《贝尔法斯特—耶稣受难日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的关键条款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哥伦比亚——妇女在 2016 年和平协议中争取到针对性别暴力的历史性保护——“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一再显示：纳入妇女参与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这些举措本身并不能让任何国家对威权倒退“免疫”，但它们揭示了一条根本原则：当妇女的权力被制度化时，民主会更强，压制就更难被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