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晶晶
一位六十岁上下的华裔女子，自称“极端女权”，在《蒙娜丽莎》前脱衣自嗨，身后举着“女性的世界”标语的人群忙着拍照、直播，安全人员手忙脚乱，画作背后厚厚的防弹玻璃安然无恙。真正脆弱的，只是人群的视线——被几分钟的猎奇吸走，而不再看向远处那些没有镜头、没有话筒、也没有出境权的女性。
卢浮宫的那场闹剧，很像一场浓缩的时代寓言。渐离的《彼妇》，正好为这种景象写了一幅“人格 CT 图”。诗写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新闻主人公，却勾出一种很熟悉的脸谱：打着“女权”旗号，占据舆论与课堂的高位，却从未为被买卖、被铁链拴在破屋里的底层妇女讲过一句真话。
从“相鼠”到“鬼子母”的反讽
《彼妇》全诗四章，每章八句，四言为骨，明显承续《诗经》的乐歌结构。第一章“行乐及春 / 雪泥留痕 / 载驱载驰 / 遗愁遗恨”，先写一片看似轻快的行乐场景：乘车奔驰，春光正好，却只留下“雪泥留痕”的短暂痕迹。紧接着一个急转——“百尔所思 / 非我所之 / 彼妇欺心 / 君子务本”。“彼妇”登场，行乐的背面，是对“务本”的背离。
第二章以《诗经·相鼠》的名句“相鼠有体 / 彼妇无礼”为引，接着用一串夸张的面貌意象——“臼头花钿 / 不辨妍媸 / 鹿头猴面 / 妆颊狗舐 / 号鬼子母 / 昌明女权”——画出这位“伪女权”偶像的丑陋肖像。
第三章把视线移到她的“舞台位置”：“乃据寝庙 / 巫祝俨然”，坐在寝庙一样庄严的讲台上，又像巫祝一样操弄语言。“蛇蛇硕言 / 出自口矣 / 如笙如簧 / 颜之厚矣”，句句是音节紧密的讽刺，既写滔滔雄辩，又写厚颜无耻，最后落在“荼毒生员 / 媚众媚官”——毒害学生，讨好民粹，又取悦权力。
第四章则把“彼妇”的言行放回历史与政治的大背景：“桀纣乘愿 / 尼禄喧喧 / 士林无耻 / 民生万难”。古今暴君并列，知识界无耻，民生困顿。然后一句“彼妇孔艰 / 其为飘风 /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把全诗推向开放的结尾：这阵自称为“女权”的飘风，为何不去真正风急浪高的北方、南方？为何不吹向铁链锁住的院落，不吹向被买卖的乡村？
形式上，这首诗沿用四言节奏，却并不复古。每章前半段铺陈景象、身份、历史，后半段突然一拧，用判断句收束。这种“前六句叙述 + 后两句判决”的方式，让诗读来既像古乐府，也像现代短评，有一种一锤定音的力量。
《彼妇》的意象，很少闲笔。第一章的“行乐及春 / 雪泥留痕”，本身就带着时间感：雪泥上留下车辙，很快被春风融化，欢场喧哗的痕迹转瞬即逝。接下来的“百尔所思 / 非我所之”，把视线从众人的行乐，拉回到“君子务本”的轴线——真正重要的是底层的苦难，是最基础的人权与人格，而不是精英圈子里的情绪消费。
第二章的“相鼠有体 / 彼妇无礼”，直接借用了《诗经·邶风·相鼠》。原诗是用“有皮有体”的老鼠，反衬“人而无礼”的士大夫；渐离把“彼妇”放在这一位置，说明在诗人的眼中，她已经不配和真正的女权者并列。“臼头花钿 / 鹿头猴面 / 妆颊狗舐”，不是单纯的骂人难看，而是用“面具”隐喻“身份扭曲”：明明是依附权力和话语市场的既得利益者，却给自己画上“女权斗士”的脸谱。“号鬼子母 / 昌明女权”更是一记冷笑——鬼子母原是佛教里吃小孩的鬼，被佛驯服后才转为护童神。这一借用，把“啃噬年轻女性焦虑、靠贩卖性别对立谋利”的伪女权，点得很毒。她们把“女权”挂在嘴上，却用的是鬼子母的手法：一边吞噬，一边自封为“母性守护神”。
第三章的“寝庙”“巫祝”，指向的是知识界、媒体、文化工业的高位。伪女权并非边缘人，而是坐在讲堂、镜头、奖项中央。“蛇蛇硕言 / 如笙如簧”，写出那种语言技巧娴熟、修辞华丽的公共表达，却早已脱离现实痛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流利地谈“性别话语”“身体政治”，却对被拐卖、被家暴、被欠薪的普通女性视而不见。
第四章里，“桀纣”“尼禄”并列，说明诗人并不把问题只看成“女权走偏”，而是放在更大的专制与暴力结构中。专制者乘愿而上，民生万难，士林无耻，才给了伪女权以舞台：她们可以一边享受话语权，一边避免触碰真正危险的权力边界。这时，“其为飘风 /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就有了现实指向：铁链拴着的，是那些永远上不了热搜的农村妇女；“北”与“南”，既是地理方位，也是被遮蔽的阶层与地域。
新诗经体的现实锋芒
在形式和语感上，《彼妇》明显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四言短句、重章叠句、引用成句，处处可见古典影子。“相鼠有体”“君子务本”“如笙如簧”，皆出《诗经》《论语》《左传》，但在诗中并非简单拼贴，而是参与意义的再造。古典短句成了现实批评的工具：当“彼妇无礼”对照着现实中的“学术明星”“文化批评家”，古代的“礼”与“耻”悄悄被拉回现场。
《彼妇》的文学价值，不在于辞藻华美，而在于“短、狠、准”。“鹿头猴面 / 妆颊狗舐”一组，几乎可以看成一幅讽刺漫画：鹿的空洞，猴的狡黠，狗舐般的粉饰，把一张“公共知识分子”的脸拆成了三层遮羞布。“乃据寝庙 / 巫祝俨然”，只用八个字，就完成了身份定位：既享受着体制给予的讲坛高度，又像巫祝那样借助“神秘术语”维持权威。“荼毒生员 / 媚众媚官”再次把“上”“下”“中”三个方向串起来——学生、群众、官员，她无一不讨好，却对真正的弱者保持距离。
这类写法，体现的是一种带有悲剧意识的现实主义。悲剧文学的使命，不是制造更大的绝望，而是把现实撕开给人看，让读者看清真相，击碎“虚幻的泡泡”，让认知重新落在坚实现实上。《彼妇》不是在对某一个女人泄愤，而是在撕开一种结构性的假象：当“女权”变成精英身份的装饰，当公共语言被彻底表演化，那些真正需要被看见的伤口，只会更深地藏到暗处。
《彼妇》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一是题材上的直面现实。《诗经》固然有政治讽刺，但鲜少点名当代概念；《彼妇》却直接把“女权”写入诗句，让读者无法把它当成一首只关乎久远时代的作品。二是时空的交错：桀纣、尼禄、鬼子母出现在同一首诗里，东西方暴君、宗教神话与当代公共事件被压缩在一个语言平面上，形成了强烈的“历史共谋”感。这种写法，使新诗经体摆脱了“复古小玩意”的危险。它不是为了好看地复刻古风，而是把古典汉语的简练与力度，用在对现实的“精准打击”上。
《彼妇》真正对准的，不是“女权”三个字，而是“离开人权、只剩姿态的女权”。诗人把矛头对准那类公共人物：口头上高举“性别平等”，现实中却始终站在安全地带，对底层女性的苦难保持缄默。
“君子务本”一语，是全诗的纲。在性别议题上，这个“本”，不是小圈子里的性别情绪，也不是话语权的争夺，而是最基本的“人作为人”的权利与尊严。正如学者秦晖反复强调的：“没有人权，就没有女权”(Qin)。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强迫生育、家庭暴力、职场性骚扰，这些都是对“人”的侵犯，而不仅仅是对“女性身份”的冒犯。
现实中，底层女性受到的伤害，往往是多重压在一起：既是性别上的被支配，也是户籍、阶层、教育上的被剥夺。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女权必须从人权出发，必须先把最弱势者的处境放在眼前。否则，“女权”就很容易变成中产情绪的装饰、学术圈的概念游戏，甚至变成市场化包装的“立人设”。
《彼妇》通过夸张、辛辣的笔触，把这种“离本”的女权批得体无完肤。它并不是否定女权，而是在提醒：如果只剩“鬼子母式”的姿态，只剩在卢浮宫脱衣服博眼球、在课堂上高谈阔论“女性凝视”，却从不为铁链女、为被拐少女、为流水线上被拖欠工资的女工说一句话，那么，这样的“女权”本身就是权力狂欢的一部分。
伪女权的狂欢与底层女性的沉默
回到现实，《彼妇》这首诗指向的不是抽象的“恶妇”，而是具体的时代症候：一边是卢浮宫前的“脱衣秀”，一边是县城巷子里被铁链锁住十几年的女人；一边是社交媒体上互骂“男拳”“女拳”的情绪狂欢，另一边是被家暴多年却找不到有效庇护的普通妻子、工厂女工、外卖女骑手……
中国女权运动的早期，是与启蒙、人权、国民解放紧紧绑在一起的。从《新青年》到五四女学生，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反叛，到争取受教育权、婚姻自由权，都清楚地把“女权”放在“人可以作为人活着”的框架里。而在近些年，随着市场、媒介和意识形态多重力量的交织，“女权”被越来越多地拉向符号政治。一些真正做反家暴、反拐卖、反歧视工作的基层组织，被各种名义压制；与此同时，一部分声音更大的“女权”，转向媒体可见、风险可控的领域：流量争夺、舆论对骂、国际博眼球。
《彼妇》用古典语言给这种错位画了像。诗中的“彼妇”并不关心谁在被买卖，也不关心谁在被铁链锁住；她关心的是，如何“据寝庙”、如何“媚众媚官”、如何在学术、媒体和权力之间游刃有余。这样的“女权”，结果只能为权力添砖，为资本助阵，为集体焦虑做包装。
《彼妇》告诉我们，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要把目光重新落在“务本”上。讨论女权，必须先回到人权。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基本尊严，没有公民权利保障，任何漂亮的性别话语，都是空中楼阁。对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家暴、性骚扰的容忍度，才是真正检验一个社会性别平等程度的底线。衡量一个自称“女权”的人物或运动，最好看两个指标：她们是否愿意为最危险、最没有声音的那一群人发声；她们是否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而不仅仅是在安全地带自拍、演讲、立人设。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责任，绝不是把复杂的苦难“概念化”，也不是把底层女性当成“文本素材”。如果连最基本的同情与愤怒都不愿意表达，只沉迷于理论话术和身份标签，那么，无论挂着什么主义的名号，本质上都只是另一种“媚官媚众”。
今天的诗人写诗，文人为文，往往浮光掠影，不敢深究社会本质。《彼妇》的写法颠覆了“歌德文学”、“犬儒文学”，告诉真正的文学是什么，诗要怎么写。一是回到具象和场景，避免空洞抒情。诗中对“彼妇”的刻画，不靠抽象的道德评语，而靠“鹿头猴面”“寝庙巫祝”这类有画面感的词组。现实批判越尖锐，越需要具象来承载。二是保持悲剧意识，而不是宣泄骂街。《彼妇》虽然狠，但真正沉重的，其实是背后的那句“民生万难”。正是这四个字，让全诗不至于坠入简单的人身攻击，而是回到了社会结构与弱者命运。
《彼妇》用短短数十句，把那些只顾行乐、只顾自我包装的伪女权钉在纸上，也把真正的女权之路指向一个朴素的方向：先当人，再谈性别；先顾底层，再论理念。君子务本，其余都是飘风。在一个容易被流量和情绪牵着走的时代，诗的任务不是制造更大的嗨点，而是把看不见的事实点亮，把被误导的目光拉回“务本”的地面。那张卢浮宫前的照片，终究只是雪泥上的一行脚印；而铁链女、被拐少女、被家暴的普通母亲们的命运，却陷在泥土深处。谁若真以“女权”自居，就该先学会对着这片泥土发声。
附：《彼妇》
渐离
行乐及春
雪泥留痕
载驱载驰
遗愁遗恨
百尔所思
非我所之
彼妇欺心
君子务本
相鼠有体
彼妇无礼
臼头花钿
不辨妍媸
鹿头猴面
妆颊狗舐
号鬼子母
昌明女权
乃据寝庙
巫祝俨然
蛇蛇硕言
出自口矣
如笙如簧
颜之厚矣
荼毒生员
媚众媚官
桀纣乘愿
尼禄喧喧
士林无耻
民生万难
彼妇孔艰
其为飘风
胡不自北？
胡不自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