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彻底改革就将永陷危机

---评《中国三农危机——中国改革经济学》

【编者按：中国的“三农问题”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涉及粮食安全、城乡差距及国家长远发展。岩华在《中国三农危机——中国改革经济学》中，结合全球农业改革经验与中国农村现实，剖析农村贫困化、户籍限制、教育断层及资源浪费，并提出改革思路。书中指出，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但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业效率低，人口外流严重，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作者强调，土地制度僵化、户籍歧视及教育资源不足是核心问题，主张实行“二次土改”，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引入市场机制，并推进农村基础建设与义务教育。借鉴国际经验，他提倡现代农业发展、城乡融合，避免拉美式贫民窟化。】

荣国华

中国“三农问题”始终是经济与社会领域的重大课题，关乎粮食安全、城乡差距、社会公正与国家长远发展。岩华的著作《中国三农危机——中国改革经济学》以独立学者的角度，结合其数十年来对于全球各国农业改革模式的考察，以及对中国农村现实状况的深度观察，呈现出当代“三农”体系下贫民窟化、户籍差别、教育断层与资源浪费的一幅幅令人震撼的画卷，并提出了直切要害的改革思路。此书既有作者对哥伦比亚大学现代经济学的灵活运用，又与中国三农现实相结合，引发我们对于农村深改、农业现代化乃至国家未来经济走向的多层思考。

通览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对于中国三农现状的总体判断：一方面，经过四十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城市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在东南沿海与大城市圈内膨胀迅猛；另一方面，占全国半数人口的农村，却陷于基础设施落后、产业效率低下、教育医疗短缺、人口不断流失的尴尬局面。尤其在信息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传统小农经济早已难以承担现代化市场的竞争压力和人口就业需求。正如书中指出，“农村正向‘中国式贫民窟’演变”。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仅仅发生在偏远山区或极贫困地区，甚至在华北平原等传统产粮省区，都出现了耕地抛荒、村庄空心化、宅基地废弃与中年青年劳力大量进城的情况，构成了“田园凋敝”与“大城市过度拥挤”并存的二元结构。

岩华在书中屡次强调，类似拉丁美洲和南亚许多国家的“恶性大城市化”经验值得对照：大城市获得集中投资与资源，贫民潮却不断涌入；反观广大的内陆与乡村地区乏人问津，贫富与区域差距越拉越大，令社会陷入两极分化的恶性循环。而在农业内部，传统家庭小农经营方式难以支撑大宗农产品供给，也难以让农民实现真正增收，反倒沦为国际粮商与国内城市资本的“套利环节”，造成国内不少粮食品种，出现对外依赖度惊人攀升。作者以翔实案例说明：如大豆、玉米、小麦、水稻等“战略农产品”，进口份额不断增加，一旦国际形势波动，则国内粮价及通胀风险陡升。

深究其因，本书多处聚焦到“土地产权不清”“户籍制度扭曲”“教育资源不足”三大核心。岩华认为，若农村土地始终停留在“集体所有、分户承包”的状态，却不允许买卖、抵押或继承，也无严格“用途管制”的市场化流通，便会令大量潜在资源被浪费，广大农民被排除在城市制度与福利之外，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对农村几乎只抽吸廉价劳力与资源，却不给予同等待遇。如此反复数十年，“三农”被抛在现代化大门外，成为规模庞大的边缘群体。更严峻的是，局部地区虽然曾经修路建房、打造“华西村式”的集体经济“样板”，但若缺乏真正的市场竞争动力、产权激励以及监管透明，很可能陷入“人造花瓶”的表面繁荣与村干部的暗箱操作，终究无法普遍复制推广。

岩华在比较世界各国的农业改革模式时，既提到美国、德国等发达经济体在规模化、机械化、高科技农场体系下如何实现高效率、品牌化与长期稳定，也重点提及俄罗斯、越南、东欧等“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彻底放开农村土地交易、鼓励组建大农场与农业企业联盟，进而从“集体农庄饿肚子”一跃成为全球粮食出口大国的范例。书中指出，这些国家多数并未出现所谓“失地流民”“资本垄断”之类的灾难；反倒是农民土地产权明晰以后，不少人借此获得融资或与企业联合，跃升为现代职业农场主。结合中国的国情，作者坚定主张，必须像城市改革那样，对农户宅基地和承包地“确权颁证”，并允许自由买卖抵押继承，方可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吸引城市资本、技术、人才大量流向农村，推动我国农业转型升级。

另外，岩华不止一次谈及农村教育危机：当大多数农村孩子初中毕业就进城打工，农村中小学因生源锐减而“撤点并校”，导致人数大减的“留守儿童”常常数十里路上学，更无机会享受12年义务教育。许多年轻人缺乏完善教育与技能培训，只能在城市打零工、重复从事低端产业，于是也没法让“三农”后继有人，没法为未来升级换代提供坚实的人力储备。作者引用诺奖经济学家迪顿有关“贫困人口教育和福利”的理论，说明收入不平等与教育鸿沟交错，必将束缚国家整体生产力与市场潜能，诚为中国城乡差距的根源。

在对改革方向的呼吁中，作者与书中大量案例都突出三点：其一，务必坚定执行“二次土改”，将土地产权还给农民，像城市一样接受用途管制，并设立交易税收、遗产税等手段，既防止炒作，又让农民有可观的变现通道；其二，加强农村基建与公共服务，改善水电路厕、公共卫生及垃圾回收，配套财政补贴农民新建住房或改厕，杜绝以行政手段强拆“上楼”，而是要给农民充分的自主选择和市场竞争机会；其三，强制、免费、普及12年以上义务教育，让农村孩子不再过早辍学，让青年工人具备升级转型的文化科技素养。唯其如此，才能让中国真正形成城乡平衡、产业更新、消费内循环的良性格局，而不至于像拉美某些国家那样出现城乡极度割裂、大城市过度扩张、贫民窟包围城市的“中等收入陷阱”。

从比较经济学视野而言，作者的论证虽饱含个人色彩，但也提示中国三农要从盲目“大城市化”转向“中小城镇”和“现代化农业”并举的发展方针，借鉴日韩当年的新村运动、日本的倾斜投资等路径，避开印度等将大量乡村人口闲置在贫民窟的教训。倘若仍长期维持“三权分置”等不彻底改革，或是运用政府“行政命令”将成片农地打包给少数村干部与商人，极易导致新的贪腐风险与农民利益受损。

从该书提出的众多建议可见，岩华的“三农危机”主张并不只是揭批问题，也在不断呼吁：让真正的市场竞争机制进入农村，让农民用脚投票，自主选择产业与就业，让农业成为一种高科技、高附加值、规模经营、政府有所补贴与严格用途管制的“现代产业”，而不是维系在户籍等级下的“小农经济”与低端劳动力输出。对“外溢效应”的期待也是，该书坚信：只要农民获得“土地产权”，便可吸纳庞大资本、人才进入农村，激活农业相关的金融、加工、物流、旅游与电商等链条，使内陆与农村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极，从而消化过度膨胀的大城市病与房地产泡沫，真正达成“中国城乡一体、共同富裕”的理想图景。

当然，书中或许略带理想化之笔，尚不足以涵盖三农生态多元性与地方治理复杂性。比如现实中，任何土地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者，地方惯性牵制、财权事权错配、腐败及信息不透明等，都将制约改革成效。但作者一再强调，当年邓小平推行包产到户与城市经济特区，亦非一帆风顺，大环境下仍能“摸着石头过河”找到突破口，三农改革没有理由再永远陷于畏缩和因循守旧。

总的来说，《中国三农危机——中国改革经济学》以其在哥伦比亚大学现代经济学、国际比较研究与对国内农村的一线调研为基础，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中国农村在“人口红利消失、对外依赖增多、城乡二元结构日趋恶化”之下所面临的深层危机做了深度剖析。该书一方面批判长期以来的“虚假繁荣”式农村合作社、村官腐败与假扶贫的现实；另一方面也给出了从制度与市场角度破解“三农困境”的全局性战略思路，包括“确权颁证”“大规模农场”“城乡福利均等化”“城乡一体化户籍改革”等务实建议。全书通篇文字犀利、论据翔实、观点勇敢直白，被称为对当代农村现实最具穿透力的书写之一。

（《中国三农危机——中国改革经济学》纽约博登书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