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下美元作为全球货币产品的前景
---现代货币理论视角下的铸币权、铸币税与国际货币体系
马四维
贸易战与美元体系风险
2025年4月，美国宣布对34%以上的贸易逆差国家加征高额关税，涉及57个国家，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特朗普政府宣称长期巨额贸易逆差源于美元特权，因此通过提高进口关税让美国与全球脱钩，以缓解逆差。但这种做法学理上站不住脚，也难以实施。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对等关税”政策对美元体系稳定性构成冲击。
高关税可能压缩美国进口需求，减少美元向世界输出，进而削弱美元循环和再流通机制；同时也会打击全球需求，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或衰退。实际情况是，贸易战预期引发避险资金回流美国，推动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产生异常波动。自2025年4月特朗普推出对等关税后，美元指数和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走势开始偏离前几年常态。这反映了市场对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
未来这种冲突可能形成“完美风暴”：全球贸易紧缩、金融市场动荡、企业投资和消费信心受挫，同时若美国转向国内投资源需求驱动增长，可能引发美国国内通胀上升。现代货币理论学者认为美元地位变化是渐进过程，不会骤然危及体系，但贸易战可能加速货币多极化进程，引发金融动荡。若投资者对美国国债安全性产生怀疑（如信用评级下调所示），美国可能不得不转向直接货币融资，这等同于美联储再度进行债务货币化，加剧全球对美元稳定性的担忧。总体来看，特朗普贸易战掀起美国与世界的脱钩趋势，损害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可靠形象，增加了全球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
美元铸币税机制与全球再循环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远超欧元、人民币、日元等其他主要货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约58%，欧元约20%，而日元、英镑、人民币等加起来不到10%。从现代货币理论视角看，各国货币的价值源自政府的征税权力，但世界货币系统呈金字塔形结构：美国拥有最强的税权和综合国力，美元居于顶端，其次是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欧元区虽居第二，但由于成员国分权，缺乏单一发行国的税权支持，欧元使用受限；人民币国际化虽在推进，但目前外汇市场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有限，远不及美元纵深。总体而言，美元凭借美国经济体量、金融市场规模和流动性优势，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美元的国际地位使美国享有显著的“铸币税”收益。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与黄金挂钩且为主要储备货币，美国因此获得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的权力——美国可以用无成本创造的美元符号，从世界换取其他国家辛苦生产的商品。1971年美元脱钩后，美元发行量不再受黄金储备限制，铸币税效应进一步加强。1971年前美国是贸易顺差国，脱钩后美国出现长期的贸易逆差与财政赤字。
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可以长期保持巨额逆差而不爆发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其他国家贸易逆差往往导致外债兑付危机，而美国可以持续发行美元偿付外债，无需担心支付危机。在过去40多年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累计经常账户逆差约14万亿美元，即美国用无成本创造的美元从全世界换回了14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这些真实商品的流入实质上是美国通过美元铸币税换取的全球资源。外汇储备国和海外投资者不断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或资产将美元再循环回美国，为美国提供了廉价融资，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支持国内需求、弥补财政赤字，而全球体系形成了“美国-世界”资金循环。然而，这种循环也带来隐患和不平衡。
美元主权货币地位与宏观经济张力
以现代货币理论为视角可以看出，美元不仅是货币，更是一种特殊的“全球商品”。美国利用美元铸币权以极低成本获取全球商品资源，这种“铸币税”带来了经济增长动力，但也埋下了结构性风险。
现代货币理论强调主权货币发行国政府理论上拥有无限财政空间。只要一个国家主权政府以本国法定货币记账征税，就不存在像企业那样必须先收后支的名义预算约束；财政赤字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唯一真正的约束是通货膨胀。换言之，美联储可以视为美国政府的一部分，理论上可购买美国财政部所发行的所有国债来直接融资。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永远不必破产，也无需担心“无钱可付”的问题。
然而，美国现行制度并不完全照搬这种做法。美联储高度强调独立性，将保持货币信用置于首位；美国财政也遵循债务发行、市场化融资的模式。实践中，美国依然通过公开市场发行国债来调节基础货币供给和利率水平，而不是直接无限制地“印钞”。例如，在2023年美国债务评级遭遇下调威胁时，评论指出一旦国债市场无法承接新增国债，美联储被迫直接买入的局面等同于债务货币化。
美联储和财政部之间的这种分工，反映出美国一方面享有主权货币优势，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保持美元在全球的信誉。美联储若过度配合财政进行货币化，将可能造成国内外通胀预期飙升，损害美元的全球价值。由此可见，美国实际操作折射出主权货币发行权与维护宏观稳定间的张力：现代货币理论给予美国“无上限支出权”，但现实中联储仍需在充分就业与抑制全球通胀、维持汇率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在全球视角下，美元发行国还承担着对国际金融稳定的责任，美国政策的每次变动都可能对全球流动性和资产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如何权衡财政空间扩张与通胀管理、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成为美国宏观政策的一大难题。
特朗普贸易战表面上试图削减美国对外逆差，实质是对美元体系的挑战，可能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动荡。在主权货币框架下，美国拥有无限的财政空间，却需兼顾国内通胀与国际稳定责任。要平衡这一张力，需要美国通过国内经济升级与财政货币政策的优化来巩固美元基础，同时借助多边机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加强政策协调。唯有在内部实现充分就业与可持续增长、外部保持开放合作，美元才能长期担任“全球货币”，并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
参考文献： 本文参考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和数据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