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德
2026年7月29日，《星期六晚邮报》刊发美国历史与美国研究学者本·雷尔顿的专栏文章《记住历史不公是在抹去美国的真实故事，还是帮助我们理解它？》。文章回应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7月4日发布的162页报告《拯救美国故事：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意识形态俘获如何抹去我们的遗产》。白宫报告把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多元之声，一个国家”展览列为重点批评对象。展览指出，19世纪白人社会因华人的种族身份感到不安，最终促成1882年《排华法案》以及此后的一系列限制性移民法。白宫报告则指责这种表述把限制移民的法律描写成“白人至上主义的工具”。
雷尔顿的回应不是一句简单的道德谴责。他重新梳理了《排华法案》形成前的政策、语言和暴力，说明排华并不是一场突然发生的立法事故。它有漫长的准备期。1850年，加州通过《外国矿工税法》，向包括华人和拉美裔在内的外国矿工征收每月20美元的重税。旧法废除后，加州又在1852年开征每月4美元的新税，征收人员主要把目标对准华人矿工。华人尚未被联邦法律正式排除时，已经被地方政府定义为可以区别对待的“外国人”。
1875年的《佩奇法案》把这种地方歧视推进到联邦层面。这部由加州联邦众议员霍勒斯·佩奇起草的法律，常被视为美国第一部具有系统排除功能的联邦移民法。它以打击契约劳工、卖淫和所谓“不道德活动”为理由，要求来自亚洲的移民接受特别审查。法律表面上没有宣布排斥所有华人女性，执行中却主要针对华人女性。大量单身或没有男性陪同的华人女性被预先视为妓女，必须通过苛刻盘问证明自己的道德身份。结果是，华人男性被允许作为廉价劳工进入美国，却很难把妻子和家庭带来。排华政策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劳动力政策，也是一项破坏家庭形成和社区延续的制度。
国家法律到来之前，街头暴力已经先行。1871年10月24日，洛杉矶一群暴徒袭击当地华人社区，抢劫住宅和商店，并以私刑杀害19名华人。遇害者超过当时当地172名华人人口的一成。部分暴徒后来被定罪，但加州最高法院于1873年推翻判决，没有一名暴徒最终服刑。这件事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死亡人数。它说明当种族暴力得到司法宽容时，暴徒会知道某些人的生命不受同样保护。
1877年，经济衰退和失业推动旧金山劳工抗议升级。沙地集会之后，暴力很快转向华人社区。华人经营的洗衣店、商铺和住宅遭到袭击和焚烧。丹尼斯·卡尼随后把这股愤怒组织成一场更稳定的政治运动。他把复杂的经济问题压缩成一句口号：“华人必须滚。”铁路资本、工资下降、失业和贫富分化都被放到一边，华人成了最方便的替罪羊。卡尼后来承认，他的目标正是把地方性的反华情绪提升为全国议题，最终阻止华人移民。
这种语言也并非只存在于街头。格兰特总统在1875年的国情咨文中，把华人女性称为一种需要国会处理的“罪恶”。后来，以捍卫黑人平等权利而闻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也曾把华人称为“与我们完全异质、永远不会同化的种族”。这段话并非出自他正式撰写的最高法院多数意见，而与他讲授王清福案相关问题时对排华政策的说明有关。他还加入了反对承认华裔美国出生者公民权的少数意见。这个细节很重要。它说明一个人在某个种族问题上反对歧视，并不保证他在另一个种族问题上也能摆脱时代偏见。
雷尔顿由此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一个国家讲述自己的历史时，承认暴力、偏见和制度排斥，究竟是在抹黑国家，还是在解释国家怎样一步步背离自己的原则？“多元之声，一个国家”展览没有说美国历史只有压迫，也没有否认美国制度拥有改革能力。它只是说明，美国的自由传统与排斥传统一直同时存在。华人参与修建铁路、开垦矿区、经营城市生活，却又被法律宣布为不可同化的外来种族。这个矛盾不是对美国故事的破坏。它本来就是美国故事的一部分。史密森尼对该展览的官方介绍也一直强调，展览试图回答美国如何从不同人口、迁徙经历和文化传统中形成一个国家。
在此前的讨论中，可以说，为《排华法案》的历史背景辩护，下一步可能是现实政治行动。如今，这个说法需要更新。7月24日，特朗普签署第14416号行政令，正式把《拯救美国故事》的判断转化为行政政策。行政令要求内政部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联邦总务管理局局长等官员，利用现有权限、拨款条件和合同机制，促使史密森尼“纠正”报告所指出的问题。行政令还要求国家公园管理局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外设置临时标牌，告知参观者博物馆展览存在所谓“意识形态俘获”，并为游客提供政府认定的“准确信息”。
这并不等于美国已经重新制定排华法律。夸大这一点，会削弱批评的可信度。但它也绝不只是一场学术争论。政府已经开始决定博物馆应该怎样描述历史，哪些解释属于“准确”，哪些解释属于“意识形态操控”，并准备用行政权力和财政手段影响展览内容。从报告到行政令，只用了二十天。
这正是历史叙事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国家不会一开始就宣布，要恢复一部已经被普遍视为耻辱的种族法律。它通常先改变人们评价这部法律的尺度。它会把歧视重新解释为维护秩序，把种族排斥重新解释为现实需要，把受害者的记忆重新解释为意识形态宣传。等到社会逐渐接受这种语言，新的排斥措施就不必再沿用旧法律的名字。它只需要使用新的对象、新的理由和新的行政工具。
所以，白宫报告真正危险的地方，并不只是它怎样评价1882年的《排华法案》。更值得警惕的是，它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历史判断：只要政府声称面对国家安全、文化冲突、劳动力竞争或移民压力，以种族和来源地划分人群便可能成为可以理解、甚至值得辩护的“实用选择”。
一旦这个前提成立，下一步就不会停留在博物馆里。今天可以要求展览删除“白人至上主义”的解释，明天便可以把针对某个移民群体的集体怀疑解释为国家安全，把更严厉的身份审查解释为行政效率，把区别对待解释为保护传统。历史不会完全照原样回来。它会换一种语言，穿上新的制服，通过新的表格、数据库、预算条款和行政命令重新出现。
雷尔顿文章的价值也正在这里。他没有把《排华法案》当成一件封存在十九世纪的遗物。他展示了一条完整的政治链条：经济焦虑被改写成种族怨恨，种族怨恨变成公共口号，公共口号推动地方暴力，地方暴力获得司法宽容，政治人物再把偏见写进联邦法律。今天未必会重复这条链条的每一个环节，但否认历史不公，正是在拆除社会阻止它重演的第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