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森的这部著作，我获得的最大教益是，从这个自由观念的视角，来判断有激烈争议的一些理论主张的是非优劣。
任赜
编辑约我写一写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我追溯自插队年代开始的读书经历，选中多年关注的一个观念——自由，来讲述自己最欣赏的一些关于自由的书。
自由的意义
我开始探讨“自由”的意义，是在“文革”中。在禁书年代，思想资源极其有限，但也看了一些启蒙运动思想家和青年马克思的探讨。身处社会最底层，体验到农民和知青缺乏自由的艰难生活，也培育了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伯林和他的《自由的两种概念》。
第一次接触关于自由的严谨学术论著，是1980年代，我在大学读书、任教时，读伯林的《自由的两种概念》（收入《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这篇名作引起我们那一代青年学人的热烈关注。伯林区分了自由的两种基本含义，称作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指个人不受政府或其他外界势力干预的自由。美国老百姓在处理自己衣食住行思想言论时，对政府的态度很鲜明：“别管我（Leave me alone）”，要的就是这种自由。积极自由指个人自我行事而实现心愿目标的自由。我插队时，感受到农民最大的心愿就是吃饱穿暖、有病得治，但实现不了。伯林强调消极自由的基础性地位：必须划出一块“私人领域”，在此范围内，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干预。伯林又分析了积极自由概念隐含的一个陷阱。个人有追求自己的目标的自由，但是，那个目标是否“正确”？如何保证其“正确”？有一个著名的答案，是卢梭提出的：要让每个人都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关于积极自由，这种颠倒的逻辑，这类把强制当自由的思想，后果严重。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派以“公意”实行恐怖专政，是一显例。
在回顾反思亲身经历的时代大动荡的背景下，很多认同自由主义的知识人，对自由达成相当一致的看法：要坚定捍卫消极自由，同时警惕积极自由的陷阱。我对积极自由抱有更加“积极”的态度，更正面的评价，超越“警惕陷阱”那层意思。积极自由包含一些意义重大的要素。我寻求对自由概念的更全面的解说。
阿马蒂亚·森与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本世纪初，读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著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本以“自由”为中心的书。深为折服，立即着手翻译，2002年出版，书名直译为《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翻译时，遇到一个语言上的困难：书中多次出现把两个意为自由的词，Freedom与Liberty，并列在一个句子里。这两个词通常可以交替使用，在森的表述中则显然具有不同内涵。区别在哪里？如何用中文表达二者不同的含义？实际上，这涉及理解森的自由概念的精粹。
按照森的表述，Liberties（自由，常用复数）指一系列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包括消极自由范畴内的个人自由权，也包括公共领域的自由权，如集会、结社、政治参与，包括投票选举等等。Freedom（自由）则是指能力意义上的自由，那就是，“个人选择过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能力”。
人生在世，追求的是什么？一个标准答案是“幸福”。怎样能达到幸福？通过多种“活动”，诸如吃、穿、住、行、读书、看电视、发表言论、社会参与等等。个人面对着可供自己选择、可以实现的各种活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一定组合。备选活动的数量多少，确定了个人进行选择的能力大小。直白地说，富人可以吃山珍海味，穷人只能吃粗茶淡饭。城市居民可以送孩子去附近公立学校上学，农民工多半无法做到。个人能实现心愿目标的能力不同，他们享受的自由有差异。
森超越了伯林的两分法，把法律意义的自由，即“法权自由”，与使人得以实现心愿目标的自由，即“能力自由”，结合起来，称作“实质自由”。这个自由观念既要求确保个人享受各种法权自由，又关注个人能力自由的扩展提升。通常，过上满足个人心愿的生活，是个人的责任，靠个人的努力。但是现实中存在一些不利境况，构成障碍。例如拿最低工资的人辛苦劳作而不能维持一家温饱，农民凑不齐让孩子上学的学费，穷人有病因为付不起医疗费而得不到治疗，个人在经济波动中失业而断绝了收入。在此类境况中，自立意识强烈的美国老百姓也会向政府提出诉求：“帮我一把（Give me a hand）”。为此，政府的职责功能就要扩展到提供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包括社保、全民医保、普及（免费）教育、济贫，以及对弱势社群、特需群体增权益能的举措。此外，还要着力于建设完善民主（满足“投票选出合意的领导人”的心愿）、落实产权保障（排除对企业主运营的种种限制干预）、推进机会平等（例如农民作为自由劳动者进城打工、作为公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增加信息透明度（从而帮助反腐、杜绝劣质有害产品等），等等。
森认为，“实质自由”是一种终极价值，也是评价国家和社会发展状态的基本标准。他大声疾呼：“让个人自由成为社会的承诺。”
读森的这部著作，我获得的最大教益是，从这个自由观念的视角，来判断有激烈争议的一些理论主张的是非优劣。举例来说：集权专制、政府管控经济的各种模式与个人自由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把政府功能限制在法治、国防等有限领域的主张（例如守夜人政府、“奥派经济学”），有狭隘片面之嫌。判断社会发展状况，要以人的福祉为中心，概括性指标不是GDP，而是“人类发展指数”。那是森帮助联合国制定的一个统计指标，覆盖三个要素：收入、教育、寿命（并以法治、经济、社会的多种指标作补充）。确实，富足、有知识、长寿，是社会幸福与个人自由的基础性要素。
自由与理性
插队时曾经读到一本书名奇长的书，《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1）。那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供批判用的。茅屋油灯下，它伴我度过多少夜晚。提起这本书，是因为想起书中摘录的密尔顿《失乐园》中的诗句：“真正的自由与理性是双胞胎，它俩共享彼此不可分割的生命。”我喜欢这层意思，借用来表达这一节的主题，尽管可能与密尔顿原意没有关联。
要谈理性，不能不谈康德学说。也是在茅屋油灯下，读过蓝公武1935年以半文言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是林彪垮台后从封存中解放出来而内部发行的。后来又读了《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都是商务出版社旧版。如果要了解康德理论概要，杨祖陶、邓晓芒编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比较合适。
康德的理性学说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论断：理性无法认识不能感知的事物，“彼岸世界”不可知。确实，《纯粹理性批判》厘清了理性的限制。但是，康德理性学说绝不只是否定性的学说。他正面阐述了理性覆盖求真、求善、求美三个领域。在求真领域，理性依赖感知、运用范畴（时间、空间、因果性等）而建构出表述世界的模式。亚里士多德、牛顿、爱因斯坦建构了不同的物理学模式。在不同时代，这些模式代表了人类体认的世界。人的理性有局限，人的理性也极其伟大：人的理性能够认识可以感知的世界——通过理性建构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说：“理性并不是从自然中得出法则，而是自己为自然立法。”
在康德之后，一些最杰出的科学家们的科研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反思提炼出来的哲学思想，符合康德的理论框架。爱因斯坦说，理论观念是理性的自由创造。波尔提出的原子模型、量子力学框架，是理性建构的典型。科学研究基本路径是观察-理论建构-逻辑核查-实验验证，理论建构是关键环节。科学理论都是在经验依据基础上提出的假说。波普进一步论证，假说必须是可以证伪的，科学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
以上这些看法已经获得广泛认同。如果你相信科学，你是接受了未被证伪的假说。我们认识的世界，是理性建构的成果。理性建构就是理性的创造性自由发挥。
在另外两部《批判》中，康德还论述了，理性也奠定了道德、审美的基础。我从康德学说得到的最大教益是，自由与理性，存在着这样的根本性关联。不仅如此，作为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伟大思想家，又是一辈子足不出柯尼斯堡的书斋学者，在《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一文中，康德振聋发聩地宣示：对社会，“人的理性的公开运用必须总是自由的”，对个人，“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我服膺他的教导。
自由与必然
“自由意志”与“必然规律”的关系，是长期争论的哲学问题。按照理性批判思维方式，可以提出根本性的疑问：必然性规律是否存在？人是否能认识？如何能认识？
黑格尔提供了一种玄学答案。他在《逻辑学》提出了“绝对观念”单线条辩证发展的普遍规律。他又把玄学落实到历史，写了《历史哲学》一书。他确实谈到人类历史是“自由意识的进展”，但宣称必然规律主宰这个进程。
后来读历史，了解了更多史料，也产生了困惑。传统的说法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持续到清朝。史实是，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帝制下的郡县制，成为传统中国体制的主要形态，持续了两千年。那是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截然不同的体制。再后来读世界史，也看到有扎实的史料显示，从文明初现到如今，各个民族、国家沿不同路径发展，而且并不趋同，至少尚未趋同。
在哲学领域，哲学家们很早就提供了否定历史决定论的精彩论述，其中有伯林在《自由论》中的《历史必然性》一文，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乏》一书，以及在《开放世界及其敌人》一书中的有关部分，等等。
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特别是制度学派的学者们，致力于建构基于史实的模式来展示历史发展路径。他们的研究显示，不同制度是多种因素，包括历史、文化、地理、技术与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他们的理论有不同侧重点，例如：制度是交易成本与产权安排的结果，制度像基因一样在社会实践中经自然选择而演化。重要的是，各种社会势力在演化中博弈，博弈在不同的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而不是只有一种结果。
阿西莫格鲁与他的著作《狭窄的通道》。
2019年出版的《狭窄的通道：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替代模式。这个替代模式就是：首先，各国历史发展呈现不同路径趋势；其次（并非次等重要），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向以个人自由为核心、富有活力的社会与有效有力的政府达到良好平衡的理性状态。
这部著作从洛克定义的“自由”的视角看历史，聚焦于一个关键因素——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与社会约束政府的能力，这两方面的较量和平衡——来考察历史发展的路径。一方面，个人权利需要政府保护，另一方面，个人、社会需要防止政府取得全面支配地位从而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峙纵贯了人类历史。
作者用“利维坦”指称集中权力的国家政权，又在全球多种多样的实例中，识别、概括出三种有代表性的形式：一种是“缺位的利维坦”，有些部落及当代国家，始终没有建立有效的政府；一种是“专制的利维坦”，以传统帝制为代表；还有一种是“笼中的利维坦”，是自由的社会与负责有效的政府相结合的状态。
全书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1）人类社会从部族到建立国家、随后政府建制的发展，呈现多样的形态，遵循多种路径，并不趋同。（2）在多种路径中，存在一条狭窄的通道，走上那个通道的国家，逐步建成自由、法治、民主的社会。（3）一个国家可以转向、转型，从一条道路拐向另一条道路。换道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4）两股势力始终在博弈，个人权利可以通过努力争取、斗争而扩展，利维坦也可能占据上风而导致国家脱出那个通道，蜕化变质。
人作为主体，自由作为要素，这样进入历史进程中。我读此书后写过一篇书评，这样概括此书的教益：历史否定宿命。历史提供机会。人可以发挥能动性，使自己的国家走上保持、扩展自由的通道，沿那个通道走向更好的未来。
讲到人作为主体创造历史，还可以补充一个否定必然性规律的有趣旁证：普鲁姆著《美的进化》。那是一本生物学科普著作，引人入胜而富于哲理。这里说的规律是进化论。进化论令人信服地解释了物种演化的规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是，如果狭义地解读，进化应该指向一种结果：器官用进废退，同等条件下，物种演化趋于差不多的模样。
但是，我们看到，在相同环境中，各种鸟类有不同色彩的羽毛、形态各异的身体，会唱不同声调的歌、跳不同姿态的舞，这都不像是单纯适应生存需要而产生的。实际上，孔雀的美丽长尾巴不利于生存（觅食、避敌）。
这本书提供了一种解释。进化还有另外一个途径：性选择。在求偶过程中，雄鸟向雌鸟展示自己的羽毛之美、歌喉之美、舞姿之美，甚至鸟巢之美，雌鸟对雄鸟百般挑剔，择优采纳。一代一代，对美的追求导致物种向美的进化。书中还展示，这种机制在人类进化中也很显著。与黑猩猩分手以后，人类的审美选择是体型进化的重要因素。
鸟类、人类的审美选择导致形体进化、美化。动物自己在进化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参与塑造自己物种的未来。多么神奇！
结语
考察自由的基点是人。人有天赋自由权，人追求按自己意愿生活的自由。人有理性，自由地用理性建构世界模式。人作为主体参与历史演化，追求、保障、发挥自由。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唯有人类，如此不懈地追求自由。
责任编辑 | 刘小磊
校对：吴依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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