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晶晶
【编者按：《帝国的朕制逻辑》打破了通常对中国“封建—现代”线性叙事，把皇朝帝制、新式极权与全球版“家长制”勾连出深层肌理；在论述上，它既深入剖析内部政治，又严肃质疑外部国际关系。作者的洞见尤其提醒我们：世界史并非始终朝着自由与民主的方向迈进，野蛮倒退可能反复出现，乃至席卷全球；而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也许比以往任何王朝更“深入地”继承了朕制基因。本书大篇幅聚焦中国，也提醒我们俄国、中国、美国在帝国思想暗流上并行不悖。一旦这种帝国扩张力量与全球化的市场和技术相融合，其所造成的冲击，可能比20世纪的战争都更难预测。正因如此，这本书在茫茫书海中挂起飓风来临的十号风球，发出当代政治与经济变局的一个尖锐警告。】
在当代华语思想界，崔新生的著作《帝国的朕制逻辑——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在中国的缘起》，可谓独树一帜。作者将两千余年 “家长所有制帝国”——亦即“朕制帝国”的历史和现实整合在同一理论视野下，揭示了一个以“朕”为核心、沿袭至今的权力及经济架构。这种以皇帝（或领袖）为家长、以臣民（或全体国民）为私有财产的制度，如何在漫长的封建史中形成，以何种姿态进入20世纪、21世纪的中国与美国，又如何通过全球化对美国产生反作用，进而塑造了美国当下“历史倒退”般的帝国姿态？当今世界面对包括中、俄、美在内的多重极权威胁，又该何去何从？《帝国的朕制逻辑》在这诸多议题之间游走，从“非理性政治经济学”概念出发，让我们思考一个更宏大的问题：人类是否正倒退回某种朕制帝国的原点？《帝国的朕制逻辑》基于“极权人”假设，探讨两千五百多年“朕制帝国”的政治与经济逻辑；并将其与当代中国、美国、俄国、全球化现实互作勾连，提出“家长所有制”对现代国家、国际秩序的冲击，警示人类恐再次陷入两次世界大战的“领土战争”、“关税战争”的历史大倒退险境。
从帝王中国到共产中国
崔新生的《帝国的朕制逻辑》先从中国古代帝国的一套政治与经济制度写起，强调其根本是“家长所有制”——也就是说，所有国土、百姓、资源，皆统属于一个帝王（或等同“父母”的地位），且贯穿了两千多年的社会结构。书中借用大量历史案例，从秦始皇到清帝，铺陈出一张横跨数千年的帝国蓝图，并将其与近代以来的革命、共和、新政权建立（如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互对照。作者认为，中国在1949年后所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如同更迭“朝代”一般，依旧延续了帝制思维，只不过将传统的皇权宗法与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相糅合，便成了所谓“朕制帝国”的升级版。
朕制帝国具备如下特征：极权驱动：帝王与朝廷为权力中心，掌控所有政治与经济资源；家长化属性：百姓等同于家长私产，帝王（或领袖）拥有生杀予夺特权；工具性宗教：以“朕教”（拜帝教）或类似敬奉领袖的模式，强化对臣民或公民的精神与日常控制；外部扩张：通过贸易、军事、意识形态输出等手段，影响乃至颠覆全球秩序。
在此脉络下，共产中国成为古代帝国与现代极权混合的一种“家长所有制”新朝。从1949年至1970年代末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政治风潮，再到1980年代初启动的“改革开放”，都可以被视为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其本质仍是家长制帝国日常的“皇权—党权”运作方式。作者在书中以多次群众运动与政治斗争为例，证明无论名义多么新颖、形式多么激进，核心依然是一人说了算的“家长风格”，并未触动帝国根基。
朕制帝国如何重构“权”与“利”
以往读者可能习惯了近现代史的叙述——清朝封建覆亡后有过短暂的“民国”时期，自由思想茁壮，却终被战争与革命扼杀，随后形成了高度集中式的共产党政权。作者却认为，这背后一直并行的是同一个帝国框架：只要命运稍有改观——如辛亥革命那般打破帝制——往往又将因为内部权力或对外冲突，而走回原来的“朕制老路”。
为什么会走回“朕制老路”？《帝国的朕制逻辑》一个重要概念即“非理性政治经济学”——它展示了一种不同于亚当·斯密式的“经济人假设”。作者尝试跳脱“经济人假设”，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框架。作者认为，在古今帝国式架构下，人并非一味追逐经济效率与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被帝国权力与家长意志塑造，形成了“极权人假设”。这些人受制于强烈的欲望、被集权机器编制与操控，在政治与经济运作中远离了常见“理性计算”的规则，而进入了以征服、恐惧、崇拜、献宠、占有、交易特权为骨干的另一套逻辑。
与传统经济学相比，这一逻辑下出现的现象包括：集权下的交易：国企或政府部门以权力垄断一切关键环节，民间资本靠关系或政治效忠才能生存。饕餮式的掠夺：为迅速做大做强，授权“先富起来的一群人”去抢占资源，但在“家长”需要时，这些人的财富又可随时被没收或剥夺。全球扩张的动机：并不是为公平交换或双赢，而是为“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口号，常会引发野心家们的再度冒进。
在《帝国的朕制逻辑》中，作者亦对改革开放后短暂出现的“民间自由思潮”进行了剖析，指出那不过是一段时机使然的缝隙：当统治者暂时无力主导社会，遂放任一隅的自由与商业发展；但当统治基础回稳，就必然收紧统制，重新强调党权与国家管控。历史的“倒车”，因此被嵌在体制深处，构成了中国数千年来各种政治循环的基轴。今天的美国是否也在经历某种程度上的“倒车”，则是作者给出的问题。
当朕制病毒输入美国
作者在书中提出一番新颖又尖锐的设想：当全球贸易与资本充分流动，就像当年朝贡体系或殖民帝国进逼他国疆域一般，朕制帝国势必对外部世界施加莫大冲击。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民主国家，原先抱持的开放合作理念，或将被朕制帝国的“软硬合击”逼回保守与孤立之路。美国也许会因内部极端主义与“强人政治”倾向，从宪政与法治的常道退回类似家长极权的封闭型帝国；俄罗斯在地缘政治舞台上更彰显扩张性；再加上中东某些专制政权与其内部的宗教极端势力，世界会面临“三股僭主之恶（或更多恶势力）同时爆发”的危机。
这个命题扣人心弦：美国式逆全球化、俄罗斯式民族复兴、中国式朕制野心，三股力量对国际秩序的冲击，究竟要如何调适？作者暗示，如果自由与民主国家只是笼统地相信“凡经济繁荣就能带来政治改革”，似乎会重蹈此前对华开放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大国不见得会借此融入自由秩序，反倒借助全球化壮大了自身的帝制野望。
在作者笔下，如今的美国，因内部保守主义势力、某些精英集团的利益考量，重新退回自保式帝国思维，而承袭了那种“家长主义”或“帝制”般的倒退姿态。美国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历史倒退”苗头，是对全球化的反思与对专制野心的反制，却可能变得更像家长帝国本身；俄国、甚至一些欧洲保守政权、亚洲其他专断体制也在快速演化成“家长所有制帝国”的翻版或盟友。作者意在警醒：当“自由贸易”遭遇极权家长制的野蛮扩张，这种全球化亦会走向扭曲与退化，美国式帝国和中国式朕制帝国之间或将互相鏖战，令世界秩序陷入新的危局。
面对这种多重极权并立，世界如何自处？《帝国的朕制逻辑》并未提供明确解法。作者告诉我们：必须回到对人性、对“极权欲望”的根本审视，警醒地看待自身社会与全球政情，也才能避免沦为家长帝国无休止的“革命”与“运动”牺牲品。
全球面对中、俄、美三大威胁
在《帝国的朕制逻辑》后半部，作者频频强调“家长所有制”并非中国特例，其在俄国、甚至当今美国的某些政治氛围里，也都有隐现的势力——当权力中心不断吸纳外部资源、重塑其国民为臣民乃至为“螺丝钉”，这就是家长制帝国的潜在形态。其隐喻是：世界必须正视这样的多极对抗，而非一味沉浸在“普世自由市场”会自然带来和平与进步的幻象。
作者主张，唯有更透明化的全球合作、更坚固的国际协定与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及新兴的多边谈判机制）才能在此乱局中予以缓冲。但世界也得准备“回归零和博弈”的动荡场景。若中国、俄国、美国三大僭主皆以退回帝国倒车、或相互接近极权思维，那就意味着全球化正被强力扭曲，甚至不复存在。世界可能陷入新冷战或多头对峙。在作者看来，这如同过去数千年的野蛮循环：当“家长帝国”大规模外溢，往往引发他国武力或经济报复，战火又将频仍。
《帝国的朕制逻辑》不仅是一部中国古代到近现代帝制思维的庞大梳理，也是一种政治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力作，且特别指向了当代中国与美国，以及俄国与全世界面临的严峻考验。它让我们意识到，“家长所有制”之所以能够顽固地存续千年，也许不是因其多么高明，而是因人类心中那部分阴暗而原始的极权渴望，被一次次勾引、被宏大的帝国口号所召唤，从而回到自我奴役的循环。这部作品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当“三大僭主”或更多极权势力在世界舞台大显身手时，如何避免文明再度沦为野蛮？如何让更多人不被”人类命运共同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宏大叙事欺骗。
当今美国的民粹浪潮、保守主义复燃，若不谨慎应对，会在扭曲形态下复制“朕制逻辑”；而中国的帝国野心，则会藉由全球贸易、科技扩张、政治影响力等路径影响他国，与俄国等同道相呼应，令历史螺旋式往回倒退。在作者的视角里，这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文明能否走出古老的“家长帝国”桎梏、进入更理性更自由的道路。
面对朕制帝国在中国、俄国甚至在美国的崛起，人类向何处去？作者没有给出现成答案，但提出了一个大胆且尖锐的质问：人类是否应该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脱身，回到对“非理性极权人假设”的逻辑起点？有了这样的理解全球性历史倒退的一把钥匙，我们才能看清，家长制帝国的历史并未真正远离我们；一个幽灵，家长制帝国的幽灵，披着马克思、沙皇和希特勒的外衣，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徘徊，随时要吞噬和毁灭人类。
〈《帝国的朕制逻辑——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在中国的缘起》〉（2023年博登书屋《当代华语世界思想者文库·崔新生文集·卷二》）作者：崔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