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平衡下的中国政局前景
---从《中国的未来》看一党体制的韧性与未来世界秩序
马四维
【总结黎安友在《黎安友论中国》这本论文集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的韧性的研究和分析, 在硬实力，软实力和锐实力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一个新的“韧实力”的概念。《中国的未来》虽然没有直接使用“韧实力”这个汉语词，但威权均衡或专制均衡（authoritarian equilibrium）的核心，就是一种把体制韧性转化为长期竞争力的能力：一方面，政权通过经济增长、民族主义和有限度的法治建设，持续制造权力合法性；另一方面，它又保持足够的调整空间，在不改变宪法序言实质的前提下，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不断通过制造奥威尔式的“新词”，换一套说法、打一套新组合拳，而不触碰一党统治的底线。
如果从中国外交史来看，“韧实力”是邓小平之后的对美策略的核心：韬光养晦并不是不要硬实力，而是隐藏硬实力，把有限的硬实力“托付”给体制韧性，靠长期积累来对冲美国的压制。这里，韧性带动硬实力。韧实力加上软实力，一个与两希文明发展而来的西方民主不同，基于习近平“东升西降”的判断的“中国式民主”于焉诞生。】
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的《中国的未来》中文本2024年在台湾出版。在一批“中国崩溃论”“中国必然民主化”的书渐渐退潮之后，高敬文可谓逆风而行，2018 年推出法文版Demain la Chine : démocratie ou dictature? （《明天的中国：民主还是独裁？》）2019 年出版英文版 China Tomorrow: Democracy or Dictatorship? （《明天的中国：民主还是独裁？》），直到 2024 年，中文版正式在台湾出版。台版用了一个简洁的书名：《中国的未來》（八旗文化）。高敬文为中文版补写新序，重申一个不讨好任何一方的判断：在可预见的二十年里，中国共产党政权大概率是稳固的，而且会在一党专政的轨道上继续强化。高敬文的基本立场，既不认同西方的线性民主信仰，也不接受官方那套“制度自信”的自我吹嘘。他用的关键词叫“威权平衡”（authoritarian equilibrium）——一个既强调强制力，又强调适应性的概念。《中国的未来》值得细读，不只是因为它把中共政权的韧性讲清楚，更因为它把中国未来放进了一个更大的格局里：邓小平以来的改革传统、苏联式党国体制、儒家官僚文化、社会心态、经济结构，还有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尽收囊中。对今天试图理解中国文化、历史、政治和经济的人来说，这是一份颇为扎实的“体检报告”。
是“走向民主”还是“继续独裁”
书名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中国的明天，是“走向民主”，还是“继续独裁”？但正文很快就把这个二选一拆开。高敬文一开篇就指出，大量预言中国崩溃、转型或民主化的分析，有两个共同前提：要么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要么认为不搞民主和法治，现代化就走不下去。
高敬文的回答很直接：这两个前提都站不住脚。原因不是中国没问题，而是中共政权在过去四十年里，已经搭建出一种“强而可持续的威权平衡”，既能维持增长，又能化解政治和社会风险。英文版目录里，第一章就叫“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强而可持续的威权平衡”，最后结论则是“一个处在长期缓刑中的政权”。
所以，本书真正要回答的问题，其实是三层：中国现在是什么样的政体？这样的政体还能撑多久？这种持续，会把中国带向怎样的国内秩序和对外行为？在中文版新增的序言中，作者以 2024 年为时间节点，回看疫情、经济减速、社会不满等新情况，仍然坚持“短期内不会崩溃”的判断，只是更强调体制所面临的结构压力。
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威权平衡。什么是威权平衡？高敬文所谓“威权平衡”，既是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概括，也是对近几十年一党体制“升级版”的命名。这个概念有几个关键支点。
第一，党国一体传统与苏联式列宁主义的嫁接。书中一章专门讨论“官僚传统与苏联模式”。在他看来，今天的中国政治，不是简单的“共产党 + 市场”，而是一种长期累积的统治技术：自上而下的科层体系，配上列宁主义政党对于社会的全面渗透，从人事任命、舆论控制到地方治理，全都纳入同一套组织逻辑。
第二，邓小平以来“软威权”与习近平时代“硬威权”的叠加。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十六字方针，本质上是利用外部环境的相对宽松，为内部体制争取时间：放权让利益集团壮大，但不放松党对关键节点的控制；利用市场化激发增长，但在关键资源上保持国有力量。到了习近平时期，这套“软威权”进一步硬化，体现在党内集中、意识形态收紧、对民间社会更严密的监控。中文版出版时的简介就点明：中共从改革开放时期的软威权，走到今天的硬威权，最终形成了一套足够有弹性也足够强悍的“威权平衡”，可以面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多重危机。
第三，“韧实力”（resilient power）与物质硬实力、文化软实力的联动。总结黎安友在《黎安友论中国》这本论文集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的韧性的研究和分析, 在硬实力，软实力和锐实力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一个新的“韧实力”的概念。《中国的未来》虽然没有直接使用“韧实力”这个汉语词，但威权均衡或专制均衡（authoritarian equilibrium）的核心，就是一种把体制韧性转化为长期竞争力的能力：一方面，政权通过经济增长、民族主义和有限度的法治建设，持续制造权力合法性；另一方面，它又保持足够的调整空间，在不改变宪法序言实质的前提下，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不断通过制造奥威尔式的“新词”，换一套说法、打一套新组合拳，而不触碰一党统治的底线。
如果从中国外交史来看，“韧实力”是邓小平之后的对美策略的核心：韬光养晦并不是不要硬实力，而是隐藏硬实力，把有限的硬实力“托付”给体制韧性，靠长期积累来对冲美国的压制。这里，韧性带动硬实力。韧实力加上软实力，一个与两希文明发展而来的西方民主不同，基于习近平“东升西降”的判断的“中国式民主”于焉诞生。
中国：被歪曲的民主与伪公民社会
这本书另一个颇受关注的章节，是谈“中国的民主文化：被压抑、脆弱而扭曲”。法文版章节标题用的是“脆弱而被歪曲的民主文化”，中文版的相关媒介导读则直接用了“畸形的民主文化”这种更尖锐的说法。
高敬文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他的重点，在于揭示一种反差：一方面，普通民众对“选贤任能、公平正义、防止权力滥用”等价值，其实有很强的直觉认同；另一方面，在中共官方话语长期塑造下，“民主”被解释为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绩效民主，本来用来约束权力的概念，反而成了一个为现行体制背书的标签。这就是他所说的“被扭曲的民主文化”：形式上接受了民主语言，实质上把真正的政治竞争和权力轮替排除在外。
和民主文化相对应的是“被拴住的公民社会”。在另一章里，他把当代中国的民间组织、NGO、行业协会、网络社群统称为“被党国牵着走的公民社会”：可以存在，可以发声，可以在一些技术性议题上发挥作用，但只要触碰政权安全或意识形态底线，立刻会被拉回笼子里。
这两部分，对今天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心理非常重要。它们提醒读者，不能简单用投票次数、媒体数量来判断“民主程度”，也不能只看最表面的审查制度。更深的变化，其实发生在语言层面：民主、法治、公民等词语被重新包装，变成服务威权体制的新工具。在在显示，中国是一个被极权体制锁定的有法制而无法治的伪公民社会。
《中国的未来》主要谈的是国内政治，但作者本身长期研究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之前还出版过《中国的国际政策：介于整合与強权意志之间》一类著作，把中国对外行为概括为“在融入国际秩序与追求大国地位之间摇摆”。
在这本书里，他把两者勾连起来，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命题：中国如果继续沿着“威权平衡”的轨道走下去，很可能在内政上形成一种带有“帝国性”的威权体系，在外部则不断加大对既有秩序的压力。英文版目录中有一章题为“中国的未来：走向一种威权而带帝国色彩的体制”。
这种判断的逻辑，大致可以拆成三点：一党政权需要对内持续生产合法性，于是会更依赖民族主义和“伟大复兴”的叙事；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后，对外扩张市场、争夺资源、输出产能的冲动更强；当中国在联合国、金砖、上合组织、“一带一路”等平台不断强化存在感时，难免会在规制、标准、话语权上与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发生冲突。
换句话说，《中国的未来》把中国的对外战略，放在了体制延续的背景下来看：这不是一套独立的“外交战略”，而是威权平衡内在逻辑的自然外溢。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很容易把中国的对外行为看成一系列“误判”或“偶然事件”，而忽略背后的结构动力。
对美国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
《中国的未来》并不是美式政策建议书，没有写“美国应该如何如何”。但把它和大卫·桑格 2024 年的《新冷战：中国崛起、俄国侵略与美国捍卫西方之战》（New Cold Wars）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两本书指向同一个现实：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秩序，正在被一个高度有韧性的威权大国持续挤压。
这种挑战至少有三层。在制度层面：中国通过“威权平衡”证明，一党专政并不必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崩溃，反而可以利用全球化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基础，这直接打脸了冷战结束后那套“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民主”的乐观叙事。在物质层面：在基础设施、“一带一路”、能源通道、供应链等领域，中国不断向外铺设自己的网络，逐步形成对金融霸权以外的一种结构性影响力。这种“工程型霸权”的苗头，已经在非洲、中亚、东欧等地显现。在话语层面：北京一方面在国内强调“制度自信”，另一方面在外宣中高举“文明多样性”“不干涉内政”等口号，试图为威权体制争取道德合法性空间。2023 年以来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反对“意识形态对抗”，实质上是要求世界承认一党专政的常态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未来》对西方最大的提醒，其实是：不要再做“政权快要崩溃”的白日梦，也不要以为价值观动员就能解决问题。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承认对方体制韧性的前提下，重新设计安全架构、经贸规则和科技合作边界。
从学术脉络看，《中国的未来》一方面延续了既有的威权韧性研究，另一方面又刻意和几类流行叙事拉开距离。它不同意“必然崩溃论”。章家敦式的“中国即将崩溃”在书中被点名，作者认为这些分析低估了体制调节能力，也高估了经济危机对政权稳定的直接冲击。它也不认同“必然民主化论”。
部分自由主义学者期待中国走台湾式或新加坡式道路，高敬文则明确指出，中共体制的列宁主义特征和历史负担，使其很难像国民党那样有序退场，也不愿接受新加坡式“半民主化”。和以美国为中心的中美关系叙事相比，这本书把重心放在“政体如何复制自己”，而不是“美国怎样影响中国”。在他看来，中国未来的走向，取决于内部精英结构、社会心态与历史传统的互动，而不是某一届美国政府的政策。
同时，这本书也可以和川普时代的《川普与习近平如何把世界推向新冷战》（Superpower Showdown： How the Battle Between Trump and Xi Threatens a New Cold War）、拜登时代的《新冷战》（New Cold Wars）形成一组互文：前者写的是贸易战如何爆发、个性如何放大利益冲突；后者写的是美国如何跌跌撞撞地进入新冷战；高敬文则把视角拉回到中共政权本身，提醒外界：如果只盯着战术层面的关税、军演和峰会，而不理解中国体制的韧性与约束，很多政策注定是瞎忙。
《中国的未来》虽然没有写美国的对策，但把高敬文的分析放进过去几年美国政治的背景，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两种典型误读。
川普的误读，是把中美关系当成一笔能“谈下来”的大生意。《超级大国对决》详细记录了川普如何把注意力集中在贸易逆差、汇率和个人关系上，把关税当作万能武器，却很少认真对待中国体制的长期韧性和工业升级能力。结果是噪音很多，结构性改变有限，甚至在某些领域促成了中国对美依赖度的加速下降。
现任及近期政府的误读，是过度依赖“程序”解决战略问题。桑格在《新冷战》（New Cold Wars）一书中描述了拜登政府如何在国内党争、联盟协调、官僚博弈之间疲于奔命，一方面把中国视为“最严峻的长期挑战”，另一方面又在具体政策上左支右绌。工业政策、联盟建设、出口管制，一个个都有动作，但整体节奏往往跟不上体制对手的集中动员能力。
如果把高敬文的“威权平衡”概念当作参照，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至少需要三点调整：不再寄望对方“自己崩溃”，而是把长期竞争当成基本面；在维护自身制度优势的同时，想办法恢复一部分“会办事”的能力，而不是被无穷无尽的诉讼、听证和程序捆住手脚；在联盟框架下提出可行的经济与安全方案，而不是只有关税、制裁和象征性高峰会。这和简单的“更强硬”不一样，需要的是自我改革与战略清醒的结合。
中国与台湾的未来
《中国的未来》目前只能在华文世界的“外圈”公开发行，在中国大陆不太可能有正式出版，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但可以想象，如果这本书在大陆知识界流通，会引出几种截然不同的反应。部分“体制派”读者，可能会从中读出一种“学术版制度自信”：西方政治学家承认了中共体制的韧性，承认了所谓“威权平衡”，于是这本书就成了某种侧面背书。
一些自由派知识人，可能会对“畸形民主文化”“被拴住的公民社会”等分析感同身受，同时对“二十年稳定”的预测感到压抑。对他们来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套简洁有力的语言，把很多日常经验连接到一个更大结构中。对实务官僚和政策研究者来说，书中的“威权平衡”概念，也可能被反向吸收，变成内部论证时的一个“自我说明工具”：既突出体制的强韧，又承认需要某种有限调整。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未来》在华语世界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提供一个“外部观察视角”，更在于把很多散落在各处的讨论——从六四记忆，到薄熙来事件，从习近平集权，到疫情封控——收束成一条清晰线索：这个政权没有那么脆弱，也远没有那么安全。谈到中国未来，绕不开台湾。中文版宣传中已经强调，高敬文是中国政治与两岸问题的老资格专家，而在这本书及相关访谈里，他对“中共会不会走台湾式民主化道路”给出了明确否定：不会。书中强调中共不会走台湾道路，也谈到台湾对北京的制度挑战，但对台湾内部政治文化、世代更替以及如何在新冷战格局中自处，讨论不多。楚虽三户，亦能克秦。台湾虽小，在中共的未来始终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在高敬文的分析框架里，台湾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少有三重意义：第一，象征意义：统一被写进了国家叙事和党章，当局很难在这一点上“退一步”。对一党政权来说，放弃统一，不只是一项政策失败，而是整个合法性叙事的塌方。第二，体制意义：台湾以华语社会身份实践自由民主，在北京眼中是“异端样板”。只要台湾民主运作大体稳定，就会不断提醒中国民众：同文同种并不天然排斥民主。这对威权平衡是一种长期的软性腐蚀。第三，战略意义：在全球供应链重组、半导体争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台湾的技术与地缘位置，使它成为中美新冷战的关键节点。谁在这里失手，谁在未来几十年的科技竞赛中就多一块短板。
从中共的全球视角看，统一台湾并不仅仅是“完成民族复兴”的象征，更是把一块高科技制高点纳入自己的工程体系，将第一岛链的裂缝补上。这样的目标，不必用“全球霸权”这个大词，就已经带着强烈的世界格局意味。
对于中国的未来前景前景，《中国的未来》提供了一幅相当完整的政体图景，但它也刻意留白，为后续研究留下不少空间。大致有几条值得继续追问和探讨：其一，威权平衡与经济下行的关系：书中对中国经济减速有所提到，却未系统展开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人口老化等结构风险如何反过来蚕食体制韧性。未来二十年，这条线会变得越来越关键。其二，威权平衡与技术监控：高敬文虽然点出了监控国家的趋势，但在数字极权、AI 监控、社会信用等议题上着墨有限。对一个依靠技术维稳的体制而言，这些都是决定“韧性”走向“僵化”还是“升级”的关键变量。其三，中国内部多元声音：出于体裁限制，《中国的未来》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对农民工、女权运动、维权律师、新中产等群体的细致刻画较少。要真正理解这个威权平衡如何日常运作，这些视角不可或缺。
概言之，《中国的未来》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给出一个“乐观”或“悲观”的结论，而是在于逼着读者承认一个不太舒服的现实：一个拥有深厚官僚传统、列宁主义政党经验和全球化收益的一党政权，完全可能在可见的将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同时不断向外塑造世界秩序—最终改变二战至今的世界秩序。
在这种现实面前，外部世界如果只会呼喊“民主一定会胜利”，或者沉迷于“对方要完了”的幻觉，付出的代价只会越来越高。而对中国社会而言，这本书同样是一面镜子：政权的韧性越强，把“未来”交给它独自定义的风险就越大；真正重要的问题，还是那句老话——谁来决定中国的未来，这个“谁”，究竟只是一个政党，还是包括一个具有更广泛代表性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