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智
【编者按：徐方的《我所认识的顾准》，以温婉深情的笔触勾勒出一个不朽的灵魂肖像：顾准，这位亦诗亦哲的智者，用自己的一生演绎了理想幻灭与真理重生的动人篇章。他燃烧过，如熊熊火炬般照亮四周；在荒蛮黑夜里，他思索过，以点点星火般守护真理。历史没有亏待这样的人——尽管顾准本人未能看到黎明的到来，但他播下的思想火种已在后来者心中生根发芽。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又在朝着那个疯狂年代轮回。 顾准的声音依然跨越时空地回响：理想诚可贵，真理价更高；唯有理想与经验并举，信仰与理性相辅，我们才能在追寻民族复兴之路上行稳致远。顾准是“以燃烧自己来照亮他人”的人，他的生命虽如流星般短暂，却划破了长夜，留下光亮。顾准以其独特的思想轨迹，为后人树立了一座永恒的路标；而我们能做的，便是在这路标的指引下，走出一条既不失理想激情又不离经验之真的康庄大道。正如顾准所坚信的——没有终极乌托邦，只有不断前行的步伐，在真实的经验世界中一步一个脚印地逼近理想的彼岸。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是我们对历史最好的回应。】
夜阑人静，翻开徐方所著的《我所认识的顾准》，仿佛与一位历经沧桑的智者促膝长谈。字里行间，顾准的音容笑貌和思想轨迹一一道来。从革命年代理想主义者的激情，到晚年化作彻底经验主义者的冷峻，他的人生像是一曲理想与现实交织的悲壮乐章。顾准，这位曾在硝烟中燃烧青春、又在铁屋中独自求索的思想者，其转变折射出20世纪中国的曲折历史与人心动荡。他曾以烈火般的革命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又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点燃理性之光，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方式诠释了知识分子的良知。
本书作者徐方以散文笔调饱含深情地重现了顾准晚年的点滴，让我们既能看到顾准的音容笑貌，又能领略其思想之深邃。在顾准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中，我们当探寻他转变背后的时代语境，并思考这转变对当代中国人的现实意义，从中汲取智慧，以免重蹈理想主义酿成大牺牲的覆辙。
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思想演变
顾准的一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向经验主义者转变的心路历程。他早年的思想带有典型的革命浪漫色彩：相信真理一元、绝对正确，坚信通过革命可以彻底改造社会，在人间建立起消除一切矛盾的“天国”。建国初期，他和许多理想主义者一样，把个人才智奉献给社会主义建设，期待迅速实现公平正义的乌托邦。然而残酷的现实逐步动摇了他对教条理想的信仰。当他亲眼目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浮夸风导致赤地千里、饿殍载道时，心中燃起强烈的质疑：难道高喊着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理想，反而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这个矛盾如何解释？
历经长期的反思，顾准终于得出了痛定思痛的领悟。他说：“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明了理想主义误入歧途的根源：假如革命者心中怀有一个完美无瑕的终极目标，他们往往会为了实现它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牺牲掉原本坚持的民主与人道。顾准曾剖析道，很多革命者起初本是为了民主自由而战，但一旦坚信某个终极理想，并认定自己掌握了唯一真理，便可能以专政的手段强迫现实去符合理想，结果造成更大的悲剧。这种反思无疑来自他对时代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也体现出他思想从感性飞扬走向冷静理性的重大转折。
顾准从理想主义滑向经验主义，并非一朝一夕的顿悟，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思想斗争。从1960年代初开始，他孜孜不倦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和中外历史经验，试图寻找中国道路走入歧途的症结。他开始怀疑先前那种“一元化真理观”，转而接受多元主义的思想土壤。在干校的暗夜篝火旁，他和志同道合者低声探讨世界历史上各种制度兴衰的经验，从古希腊的民主政体到英美的法律传统，从《圣经》中的隐喻到《资本论》里的论断，无不在其反思范围。正是在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思想资源的过程中，顾准完成了自我蜕变。他渐渐认识到，社会发展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真理，必须抛弃教条，从现实经验中找出路。
这一转变在他的具体主张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早在1957年他就勇敢地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让市场发挥作用，用市场价格和竞争来指导生产，而不应由中央计划大包大揽。在当时“计划经济神圣不可侵”的语境下，此言论无异于石破天惊，自然招致严厉批判。然而顾准并未因此禁声，反而更加坚定了“从事实出发”而非“从教条出发”的信念。来到1970年代初，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思想立场：既然“今天人们打着革命的名义把理想主义变成教条”，那他唯有“坚决转向彻底的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斗争到底。寥寥数语，振聋发聩，昭示出他内心信仰的彻底转向。顾准的经验主义，并不是简单的经验堆积，而是强调以事实和证据为依据来检验理论，在不断试错中寻求正确道路；他的多元主义，则是主张容纳不同观点和利益，通过民主法治实现平衡，而非用一种意识形态垄断真理。
思想的变化也反映在他后期的行为选择上。曾几何时，顾准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敢想敢干，甚至带点天真与狂热；而历经劫难之后，他变得愈发沉潜冷静，采取了一种“退一步求真”的姿态。在干校那段日子，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喊口号、表决心，而是把精力投入到艰苦的体力劳动和偷偷的知识探求中。在小范围内，他会毫不避讳地表达对极左思潮的不满和对现实问题的思索，用睿智诙谐的话语点醒后辈。例如，他劝诫15岁的徐方千万别相信“读书无用论”，说：“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将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这番话深深影响了徐方，使这个原本贪玩的少女开始发奋自学，认识到追求知识的重要。顾准以自身经历告诫年轻一代要保持理智和求知欲，这实际上也是他对理想主义狂热的一种反思。他在痛定思痛后选择了用务实的行动来践行新信念：不再寄望于空洞的口号，而是踏踏实实地把知识的火种传递下去，把真实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在1973-1974年的最后岁月里，病中的顾准笔耕不辍，将自己多年思考的心得写成了长篇笔记。这些文字穿越时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概而言之，顾准思想演变的轨迹，是从狂热到冷静、从“一元真理”到“多元求真”、从盲信理想到尊重经验的过程，而他的行为也印证了这种转变：由革命斗士转变为思想斗士，由冲锋陷阵转为埋头著书，以理性的光辉取代了昔日理想的幻影。
顾准思想转变的时代背景
探究顾准思想的转折，离不开其所处时代的极端特殊性。他的转变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深深嵌入了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剧烈震荡中。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凌驾一切，个人价值与命运完全取决于对“一统的真理”的忠诚与否。在革命胜利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社会奉行高度集中的思想控制和政治动员，要求人人都高唱同一首理想主义的颂歌。在这种环境下，怀疑和反思被视作离经叛道，独立思考更是要冒巨大风险。然而，正如鲁迅笔下“铁屋子”里的清醒者，历史总会孕育出少数勇敢的灵魂，对周遭的疯狂保持清醒。顾准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从革命理想高峰跌落尘泥，从权力中心被打入社会底层，这种身份的剧变在他内心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思考冲动。文革极左路线的荒谬和残暴，更使他彻底看清了教条主义的危险。本书作者徐方提到，顾准在干校晚年仍念兹在兹地思考“娜拉出走以后”的问题：当旧世界打碎之后，新世界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这个问题在当时几乎无人敢正面触及，而顾准却在暗夜中苦苦求索答案。
时代给顾准提供了一面照妖镜，也给予他足够的思想养料。一方面，极端环境让他目睹了理想主义被滥用的最惨痛后果，他对人性和权力的阴暗面有了直观了解；另一方面，正因为被放逐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他反而有机会跳出成规，从旁观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视角重新审视革命和历史。这种“局外人”的身份使他能够接触到被主流意识形态拒斥的知识。他在逆境中阅读《圣经》、研读西方经济史，甚至涉猎古希腊政治思想，这在当年是石破天惊的非常之举。
在那个造神年代，顾准并没有囿于领袖规定教条书目，而是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各种被禁锢的思想养分。例如，他详细研究了英国为何率先出现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原因，从技术积累、海外贸易到政治制度，一一进行了梳理；他评介了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试验，思考其成败得失；甚至把目光投向更宏大的哲学命题，如希腊城邦的民主和中国大一统传统的差异等。在那个闭关锁国、信息极度匮乏的年代，他凭借自学和少量书籍资料，硬是“无师自通”地再造出许多与西方启蒙思想异曲同工的理念。有学者评价说，顾准几乎是在与20世纪西方思想界隔绝的情况下，凭借独立思考“重新发明”了自由主义理论的车轮。这样的评价并非夸张：从他留下的片纸只字中可以看到，他对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宗教哲思等课题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处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而支撑他走这条险途的动力，正来自对理想破灭后真理何在的拷问，来自对民族前途的深切忧思。
顾准思想转变的时代意义还在于，它预示了中国后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声。1970年代初当顾准在“地狱”中独自思考的时候，或许很难想到十余年后中国社会就开始反思“文革”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然而历史恰如他所预见的那样发展了：事实最终迫使国人承认乌托邦式的理想走进了死胡同，唯有尊重经济规律、尊重客观实际才能救中国。这与顾准当年“在社会主义下实行市场竞争”的主张不谋而合。也难怪当1980年代中国启动经济改革时，人们纷纷想起早逝的顾准，称他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先声”。在顾准去世后近20年里，他的思想遗产从地下走向地上，对时代产生了真实而深远的影响。譬如，他强调以法治约束利己冲动、防止权力滥用的主张，如今已成为共识；他呼吁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效率的理念，也在改革中得到实践。这些都说明，顾准思想的转变并非仅仅属于他个人内心的历程，更契合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正是在那样一个极端年代的淬炼下，才铸就了顾准思想的锋芒，使之在后来大放光彩。
对今人的警示与启示
阅读顾准的故事和思想，我们仿佛看到一座耸立在历史荒原中的路标，警示着后人前行的方向。顾准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的转变，对当代中国人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首先，它提醒我们必须警惕将理想教条化的倾向。理想本身并非坏事，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才不断前进。但一旦把理想绝对化、神圣化，认定只有唯一真理可循，那么理想就变成了桎梏思想的教条。正如顾准指出的，很多20世纪的革命者本意是好的，却因为迷信终极理想，不惜以专制暴力剜除一切“绊脚石”，结果适得其反。这种理想主义走向极端所导致的大规模牺牲，中国人民并不陌生：从大跃进饥荒中成百万计的饿殍，到文革中千千万万无辜者的冤魂，都是把乌托邦理想奉为圭臬而漠视基本人性的恶果。顾准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危险逻辑。当今中国虽已走过那段疯狂年代，但理想主义的幽灵或明或暗仍可能出现。当听到某些冠冕堂皇的口号鼓吹“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某种目标时，我们应当想起顾准的警示——没有什么终极目的，只有不断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任何妄图一劳永逸地实现天堂境界的想法都是对历史和人性的无知。
顾准的转变彰显出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这正是当代中国人需要汲取的精神财富。在信息爆炸和社会转型的今天，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观点的冲击，更需要保持冷静头脑，以事实和实践为依据来判断是非。顾准当年面对铺天盖地的政治高调，依然坚持自我反思，不盲从主流舆论，这种独立之精神值得敬佩。他以生命为代价求得的真知告诉我们：任何社会都需要理性的声音，需要有人保持对主流的审视与批判。只有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不把一种意识形态当成唯一答案，社会才能少犯错误，少走弯路。顾准在极左专制阴影下高扬多元主义和民主法治的理念，其勇气和远见至今令人感怀。反观当下，我们仍应提防各种形式的“一言堂”和“绝对真理”。无论是经济决策还是社会治理，都应该多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通过理性讨论达成共识。这正是顾准思想中“多元平衡”原则的体现。
顾准的经历给今人以深刻的人生启迪：保持良知与人性的重要。在狂热年代，不少人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甚至为了自保而出卖原则，造成更多悲剧。顾准却选择了坚守良知，没有因为身处逆境就放弃对真理的执着。他在最黑暗的角落里仍关心着年轻一代的成长，引导徐方发愤读书，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对民族未来的责任感。这种品格同样是当代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力量。当物质主义盛行、犬儒主义抬头时，顾准的故事敦促我们珍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既不迷失在空想的迷雾中，也不在现实的泥淖里丧失对美好价值的追求。他身上那种为人民大众谋福祉的初心和坚守真理的勇气，在任何时代都弥足珍贵。
顾准曾感慨：“天堂固然好，可惜尘世路上却常常饿殍遍地。”如何在中国步向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政治文明方向的今天，避免走回头路，开历史倒车，因为不忘初心，重蹈20世纪因理想主义走火入魔而导致的惨剧，顾准的思想转变给出了明确的方向。以经验校正理想：在制定重大决策时，要充分尊重客观规律和历史经验，谨防被不切实际的幻想所迷惑。在推进社会改革时，应当吸取曾经“大跃进”好大喜功的教训，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杜绝浮夸和冒进。以民主约束权力：顾准深知，当权者若自诩掌握真理，往往会拒绝监督，最终滑向专断独裁。只有建立健全法治和民主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不会再出现个人意志凌驾于人民福祉之上的悲剧。以人道守护理想：理想的实现不能以践踏人的尊严和生命为代价。顾准那一代人中多少优秀儿女在动乱中枉死，这是永远的伤痛。当代中国要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更应以人为本，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的冷暖放在首位，而不能为了一时的宏图而重演“路有冻死骨”的悲剧。唯有时刻警醒，才能避免打着理想主义的幌子，行着极权主义之实的历史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