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零和困局

---解决俄乌冲突的战争与和平伦理

马四维

英国哲学家，阿伯丁大学哲学系名誉高级讲师奈杰尔·道尔（Nigel Dower），长期研究全球伦理、全球公民、发展与环境伦理，以及战争与和平伦理。他的“全球伦理”（global ethics）与“全球公民/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ship），他的在战争与和平伦理，主张“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取向的和平化/和平主义”（cosmopolitan pacificism），强调将“和平”理解为积极建构的条件与制度，而不只是“没有战争”。奈杰尔·道尔的主张，有助于我们讨论俄乌冲突以及如何走出零和困局。

奈杰尔·道尔并不是在传统的国家利益框架里加几句道德箴言，而是从根本上把伦理讨论的出发点从国家挪回“人”，并据此重写我们理解战争、发展、环境与全球治理的语法。要理解奈杰尔·道尔（Nigel Dower）的战争与和平的伦理，要把他的主张放在“世界视角”里。

在用全球伦理框架讨论贫困、环境、联合国与全球治理等议题的著作《世界伦理：新的议程》（World Ethics: The New Agenda）中，奈杰尔·道尔先把国际关系中的主要伦理立场系统梳理，再一一对照贫困、环境、全球制度等问题如何被不同立场处理，最终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全球相互依存成为事实之后，伦理的“适用范围”也必须从国内法、公民共同体，外扩到全人类与自然共同体，否则任何以国家为唯一主体的正当性叙述，都会在跨境影响的回路中自我失效。换句话说，他不是给国际政治“加德性”，而是把伦理的“适用对象”升级为全球尺度，从而要求我们用能跨越国界的理由来证明政策的正当性，这就是他所谓的“世界伦理”的起点。

奈杰尔·道尔的这套“世界伦理”的骨架，建立在几道彼此咬合的划分上：怀疑的现实主义、国家—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怀疑的现实主义把国家安全与利益最大化视为常态，因此对跨国正义与普遍义务天然存疑；国际主义承认一定层面的国际规范，但仍把主权国家看成伦理的主要承受者；而世界主义则断言某些责任不受边界的限制，人的尊严与需求先于护照。当代政治的多数难题——气候账单、难民责任、疫病与药物可及性、跨国贸易链上的剥削与排放——都无法在单一国家伦理中闭合，因而在道尔那里只能用世界主义来重写。正是基于此，他在修订本里持续推动对贫困与环境的“全球视角”重述：如果一个国家的减排路径、矿产开发或武器贸易把成本外溢给他国或后代，那么以国内收益为唯一正当化依据就是不充分的伦理推理。

与“世界伦理”并行，奈杰尔·道尔用《全球公民权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Global Citizenship）把“我们是否、何以是全球公民”说透。他把全球公民意识拆解为三重主张：伦理主张——我们对全人类负有不可回避的道德义务；存在主张——在事实层面我们确已共享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愿景主张——通过权利—义务的制度化与共同体的加固，人的前景可以被系统性改善。三重主张从“应该如此”“实际上如此”到“可以做到”，构成一条闭环：既不把全球公民当作纯情感口号，也不把它等同于取消民族国家，而是提示你在多层身份并存的现实中，怎样把“对陌生人的义务”嵌入制度。

这条线最终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奈杰尔·道尔在《战争与和平的伦理》（The Ethics of War and Peace: Cosmopolitan and Other Perspectives）系统比较现实主义、正义战争论、和平主义/和平化等主张。他给出一个既反对犬儒现实主义、又不陷入“绝对非暴力”的术语：“世界主义的和平化”（cosmopolitan pacificism）。这里的关键不是把“没有战争”当终极答案，而是把“建构和平的条件”当过程目标：缩减军备与军火贸易、优先配置资源给能够跨境降低人类受苦的公共品、强化国际法秩序中对个人的直接保护、把国家安全叙事中的“必要性”放进全球正义的比例原则里检视。和平化的“化”，意在强调持续的制度工程与行为节制，使得暴力在结构上不再“廉价可得”。这与传统“和平主义”（pacifism）的家族相似，但更重视制度供给与可执行性，因此在真实世界的冲突治理中可操作性更强。

把奈杰尔·道尔的思想安在今天的世界里，他提醒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别把“普遍主义”当成某一文明的专利，而要把它理解为跨文化可被认领的最小—最大原则组合。最小原则，是不伤害与不侮辱人的尊严；最大原则，是在全球制度层面尽量扩大人的能力与机会集合。在他关于《地球宪章》与全球伦理的文章里，这套组合被具体化为四条并列的支柱：生态完整性、人权、公平发展与和平，缺一不可，彼此制衡。也就是说，任何以“发展”之名的破坏自然、以“安全”之名的剥夺权利、以“秩序”之名的排斥弱者，放到世界伦理的坐标系里，都只能是一种局部自利逻辑，而不是可复制的正当性。

文章写到这里，必须把镜头对准当下正在发生的俄乌战争。奈杰尔·道尔的世界主义并不会天真到“双方停手就好”，也不会抽象到“天下为公”的宣言，而是给出三层实操逻辑。第一层是正义战争传统中“自卫—比例—区分”的最低底线必须满足，但评估主体不能只剩交战国，还要引入全球公共性：当战争外溢的饥荒、能源价格、难民与环境损害成为全球公共风险时，任何扩大冲突烈度的行动，都要在全球比例原则下重新核算其正当性与代价。这迫使我们在关注战场的同时，也把“如何缩短战争的寿命、缩窄其波及面”的策略纳入伦理评价的核心。第二层是和平化的结构工程：除了制裁与军事援助的辩度，更关键的是如何在全球层面减少军火供给、增加人道通道与战后的信托重建机制——后者决定了暴力循环是否被结构性削弱。第三层是个人与共同体的主体性：世界主义不把人完全溶解在国家里，因而格外重视对战争罪、侵略罪的可追责路径，强调国际刑法对个体的直接管辖，以及对难民、伤病者的跨境保护义务。这三层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既不纵容侵略、又不把“胜利”神化为唯一伦理目标的现实路线图：在维护侵略受害方自卫权与阻止侵略既成事实的同时，持续压低战争的可持续性与发动战争的收益率，缩短战争与报复的回路，减少它对第三国与后代的沉没成本。

奈杰尔·道尔的意义，还在于他为“国际社会如何自我叙述”提供了一套更诚实的词汇表。比如，当我们说“国家安全”时，世界伦理会追问：你的安全是否以他人的不安全为代价？当我们说“主权平等”时，它会追问：在全球外部性巨大的政策领域，主权是否必须捆绑相应的跨境责任？当我们说“发展权”时，它会追问：发展是否被定义为扩大人的能力与机会，还是仅仅提高GDP的平均数？这些追问不是操行分数，而是让政治语汇恢复可验证性——把宏观目标拆回“可被测量的受苦减少、可被验证的能力提升”。这正是道尔在书中不断强调的做法：把规范争论锚在特定问题域下的对比评估，而不是在形容词上拉扯。

对今天的政策实践，奈杰尔·道尔的思想至少给出四条可执行的启发。第一，把全球公民从“态度”变成“制度”：在教育与公共财政上确立面向陌生人的义务原则，例如通过对跨境减贫、疫病基金、难民安置和气候适应的长期承诺，把同情心转化为预算与规则。第二，重估军备与军贸的机会成本：当军备竞赛吞噬用于寿命延长与风险缓释的资源时，政治人物必须对“谁因此没被医治、谁因此无学可上、谁因此暴露在灾害前线”作出公开说明——世界主义的和平化要求这成为民主问责的一部分。第三，强化国际法里“对人的直接保护”：推动具独立性的调查、起诉与赔偿机制，尽量减少“以国家名义”遮蔽个体的情形。第四，把环境与人权的交叉点当成全球正义的主战场：将“生态完整性—人权—公平发展—和平”联立，而不是相互抵消。

对中国与广义“全球南方”的读者而言，奈杰尔·道尔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可参与、可争辩、可修订的普遍主义框架，而不是“要么全盘接受西方话语、要么彻底拒斥”的二元。世界伦理不是“谁的价值更高”，而是“谁愿意把受苦减少作为共同目标，并为此接受可被审计的责任分摊”。在这一点上，《世界伦理：新的议程》之所以经久不衰，正因为它不是一本宣教的小册子，而是把对立立场放到同一张桌上反复推演，要求每一种立场都用可以跨边界的理由，来解释自己对贫困、环境、战争与全球治理的处方。

读者或许会问，为什么我愿意为奈杰尔·道尔背书，答案很简单：奈杰尔·道尔把“把人当人”的底线变成跨国政策的可操作标准。他从不浪漫化世界秩序，也不诅咒现实政治，只是坚持每一项面向全球的决策，都要回答两个朴素问题：它是否在可量化的意义上减少了受苦？它是否在可验证的意义上扩大了人的能力？这两个问题，一方面要求我们在俄乌战争这样的高烈度冲突中，既尊重自卫与反侵略的正当性，又把缩短战争寿命与战后复建当作同等重要的伦理目标；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把气候、贫困、疾病与难民的慢性痛点当作“和平工程”的组成部分。世界主义不是要你“爱所有人”，而是要你在制度上承认：陌生人的受苦与我有关，且这种“有关”必须在预算与规则里留下痕迹。道尔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套在现实政治中介入战争的各方都能落地的检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