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又侠案看中国权力重组的战争风险
赵明兰
在张又侠、刘振立相继落马之后，外界看到的是一轮力度罕见的解放军高层清洗。官方口径是“严重违纪违法”，军队系统集体缺席政治局会议，央视新闻只念稿不放画面，气氛诡谲。几乎在同一时间，一封署名“张又侠”的“密信”在海外中文媒体和社交平台流传，信里大篇幅谈军委主席负责制、对台战争风险、与美国关系，以及中共党史上的血与火。信件真伪至今无人能给出决定性结论，不过，它已经被当成军中高层“另一种心声”的样本来阅读。如果暂时把“谁写的”放在一边，把这封信当作一个文本场域，它其实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在一人独大的时代，中国政治内部还能怎样想问题？对台湾和对美政策，体制内有没有另一套解决冲突的方式？对美国决策层而言，这封信释放的到底是机会，还是警报？积极的建设性的声音被清洗干净之后，中国会朝哪边走？
军委主席负责制与“家兵化”隐忧
信件最直接的主题，是对“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的重新界定。作者明确区分了“军委主席负责制”和“家长制”。在他的叙述里，邓小平 1980 年代推动军委主席负责制，本来就是为了在退休之后继续掌握军权，用制度把“无冕之王”的地位固定下来；六四镇压、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下台，都被归因于这种权力设计。现在，习近平把这套制度进一步个人化，变成“一人说了算”的家长制，甚至“家兵制”，这是信中最尖锐的指控之一。
这种说法当然带有强烈个人立场，不过，它倒是点中了中共党史中一个很少被公开讨论的关键：自 1982 年宪法确立军委主席负责制以来，军委主席在体制中的权力，常常高于形式上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邓小平在 1980 年代放弃党和国家的头衔，却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直到 1989 年之后才真正退下，被普遍视为“实际最高领导人”。
信件把这条制度演变线索往前推到毛泽东，往后拉到习近平，给出了一个非常“体制内视角”的党史重写：毛时代没有军委主席负责制，毛的权力更多靠革命威望和党内斗争；邓时代把这种“人治”写进宪法，形成带有“枪杆子优先”的制度性安排；到了习近平手里，这套制度被个人化、家族化，军队“从人民的军队，变成党的军队，再往前一步变成某个人的家兵”。
从政治话语看，这种批评既是对军队“党化”的反思，也是对“个人化”的警告。信中强调，军队应该“保卫国家与人民”，而不是被理解为“天生就是用来打仗的工具”。这与现行官方宣传中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形成微妙的对比：同样强调“听党指挥”，但对“打仗”的态度截然不同。一边是“准备打仗”“随时打仗”的军事动员语境，另一边则是“和平年代制造悲剧是领导人的罪孽”的道德指控。
在对邓小平的评价上，信件也明显脱离官方常用的“功大于过”框架。六四镇压被直接定性为“违法违纪”，并明确说“违法的是邓小平，不是赵紫阳”；邓对越战争和中印边境冲突，被指为“不必要的战争”，造成大量普通士兵死亡，而两国领导人很快又“亲切握手”。这种叙事方式，明显更接近民间对邓时代的“双重记忆”：一方面承认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对血腥镇压和外战扩张保持强烈道德指责。
从整体看，这封信其实提供了一套“体制内老军人版”的党史批注：既否定个人崇拜，又反对血腥维稳，同时保留对“改革开放”和“军队专业化”的期待。这种调子在官方文本中几乎不可能出现，却在海外空间引发广泛转发，本身就说明，这样的叙事对不少中国读者具有共鸣。
信件一再回到同一个问题：军委主席负责制如何被滥用。作者把矛头对准两件事：一是“火箭式提拔”一批只忠于某个人、不忠于原则的高级将领；二是让全军唱“做某某主席的好战士”，复活文革式个人崇拜。
外部观察者过去几年早就注意到，解放军在导弹部队、装备采购、战略支援等领域的高层，出现密集的人事调整和整肃。特别是 2023 年以来，火箭军多名将领被撤职或调查，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消失”，2025 年底再加上张又侠、刘振立的落马，军队系统的震荡可谓持续不断。
官方解释一律是“坚决惩治腐败”“纯洁队伍”。然而，从信件的角度看，这些“腐败”并不是孤立的道德堕落，而是高度集中权力、破坏正常晋升规则之后的必然产物：当用人完全围绕“忠诚”来安排，不再讲究资格、专业和集体评议，那么军内派系斗争、利益寻租几乎难以避免。
信件对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批判有一个关键点：正常状态下，军委主席负责制应该是“集体领导下的负责制”，只有在战争时期，军委首长才以最高统帅身份单线指挥；平时的战略制定和人事安排，需要在集体讨论中形成共识，而不是由一个人动辄拍板。这种理解，与邓小平当年设计制度时的初衷是否吻合，仍有讨论空间，但至少说明军内并不缺乏“集体领导”的传统记忆。
在这个意义上，“张又侠信件”构成了对今日军队政治的一种反向照明。它揭示出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军队治理方式：奖惩完全掌握在一个人手中，晋升往往绕过组织程序，军中“团伙”靠围绕最高领袖来争权夺利。这种“家兵化”不仅会破坏军队的专业性，也会让整个国家在面对外部危机时失去理性判断的底线。
关于台湾战争的“刹车话语”
如果说在军委主席负责制问题上，信件是在回顾历史，那么在台湾问题上，它更像是在对未来敲警钟。信中有几段非常具体的描述：一旦发动武统，几十万军人“填到海里也靠近不了台湾岛”；日本势必卷入，南中国海沿岸的军事设施、桥梁和油库，在几小时内就会遭到毁坏；中国固然也能摧毁台湾的部分基础设施，但最终难以避免巨额战争赔偿和海外资产冻结，结局可能是“亡党亡国”。
这种估算不一定精确，却与不少国外军事推演给出的结论惊人相似。近年多份美方和独立智库的兵棋推演指出，即便在美国、日本介入的情况下，中国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成功登陆并控制台湾；战争往往演变为长期消耗战，双方军舰和战机损失惨重，美国和盟友同样面临巨大伤亡和经济打击。
信中还有一段细节，提到美方在交流中“故意泄漏高级机密”，展示了中国核设施和领导人住处的高分辨率图像，意在让中方意识到“高科技每天都在空中盯着，目的就是让我们不要发动战争”。这类叙述无法在公开资料中查证，但从战略沟通的角度看并不荒诞。美国过去在与苏联、朝鲜等国的对话中，也曾通过卫星图像、军演信息等方式，刻意展示侦察和打击能力，用高度透明来达到威慑效果。
无论这些细节是否如实发生，信件传递出的核心判断很清楚：对台战争已经不是 1979 年对越作战那类“有限战争”，也不是 1989 年那种对国内学生动用坦克的单方面镇压，而是一次可能引爆中美日全面对抗的生死豪赌。发动者必须承担的不只是一时的军事风险，更是政权存续、家族安危乃至战后清算的长期后果。
这类论证在当今中国官方话语中几乎听不到。国内舆论场里，“统一大业”“民族复兴”的叙事常常压倒一切成本计算，反对者往往被贴上“软弱”“卖国”等标签。信件试图做的是把成本重新拉回桌面：不是简单说“打不过”，而是指出，即便短期占了便宜，长期代价也可能高到整个政权承受不起。这种“刹车话语”，如果真曾在高层军事讨论中出现过，那么它在今天被抹去，本身就说明体制内部的安全阀正在缩小。
从台湾的角度看，这封信最直接的意义在于它把对台战争的灾难性后果说得非常直白。台湾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大陆可能在内部危机时选择“铤而走险”，把武力统一当作合法性修补工具。信件恰恰说明，这类担心在中共内部也有人清楚，而且清楚到愿意用“亡党亡国”“血腥清算”这类极端词汇来描述可能的结果。
不过，张又侠一类人物的出局，也意味着台湾在未来将面对一个更加“去刹车化”的对手。在过去几年，解放军多次在台湾周边举行被称为“联合利剑”“正义使命”的系列演习，以围岛封锁、实弹射击、模拟封控航线等方式，展示对台“锁喉能力”。 这类演习本身既是战争预演，也是心理战：既向台湾释放压力，也向国内展示“领袖敢于亮剑”。
如果军中内部原本存在的“谨慎派”被清洗，未来台湾面对的可能是一支政治上更加单一、个人化色彩更浓的解放军。在这种局面下，战争风险不一定立刻爆发，却更容易在误判和偶发冲突中滑向难以控制的升级。
对台湾来说，这封信至少提示了三点需要认真面对的现实：一是不能把大陆内部的反战声音当作天然保障。即便在军中有一批人清楚战争代价，体制运转最终还是取决于最高领袖的意志。二是必须在增强自我防卫能力的同时，想办法让对岸的“成本论”持续可见——让任何决策者都无法忽视战争将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后果。这既涉及军力平衡，也涉及国际联盟和经贸布局。三是要意识到，大陆对台湾的压力不只体现在军演和导弹上，还存在信息战和心理战维度。像这封信这样的文本，一旦被不同势力利用，就可能被包装成“军中反战派求援信”或“高层内乱证据”，在岛内舆论中形成撕裂。台湾社会需要保持足够的信息辨识力，既不轻信阴谋论，也不忽视来自对岸体制内部真正的危机信号。
一人独大之后未来政治走向的几种可能
张又侠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并立案调查，标志着这位被视为习近平军中“最重要盟友”的将领彻底出局。有分析指出，这一轮清洗使得军委班子进一步年轻化、边缘化，真正有独立阅历和资历的“老兵”被逐步清空。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信件是否出自张本人，它都很容易被解读为“一人独大画上句点”的一个注脚：既然连军中最高副手都无法对领袖构成任何实际制衡，那么今后几年之内，中国政治的基本图景大致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继续在高度集权的框架下推进经济和科技政策，把强人政治与技术官僚治理结合在一起，对外则通过“以战逼和”的方式在台海制造更高压态势，但暂不轻易开战。过去两年，解放军围绕台湾举行多次大规模军演，“锁岛”“绕岛”已经常态化，有学者把这种状态概括为“大兵压境、围而不打”。
第二种可能，是在经济压力和国内不满不断累积的情况下，选择战争作为转移矛盾、凝聚民族主义的手段。个人集权体制在历史上往往被证明更容易走上这条路：因为内部制衡减少，领袖对风险和后果的评估容易受到身边“马屁精”的影响，决策无需经过太多专业论证。大量政治学研究指出，个人主义独裁比军人集体政权或党内寡头更倾向于发动高风险的对外冲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更“爱国”，而是因为他们更难被体制内力量约束。
第三种可能，是在内部冲击某个临界点时，出现新的权力重组，形成另一个版本的“邓式权威”或“军政联合”，以避免政权全面崩盘。这种情形在冷战以来的许多独裁政权中出现过：强人下台，但体制并未立即民主化，而是进入新一轮权力分配。
信件最有意思的一点，恰好在于它对这三种路径都有所触及。一方面，它承认邓小平通过军委主席负责制压服全党全军，确实稳住了阵脚，却也制造了六四这种历史罪孽；另一方面，它警告，若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发动对台战争，后果可能比文革和六四更为严重，“兵变”“血腥清算”都不是无法想象的场面。这样的警告，其实是对第二种路径的否定，对第三种路径的一种朦胧期待：即在不通过内战和政变的前提下，让现任最高领袖在二十一大“到站下车”，恢复某种意义上的集体领导。
这封信直接涉及对美国的关系。从美国决策者的视角看，这封信释放的信号也非常复杂。一方面，它会被视为高层裂缝的佐证：即便是长期被视为习近平核心圈成员的上将，也可能在对台战争和军队治理上持不同意见。这说明，在中国内部，并非人人都对“武统”信心十足。
另一方面，美国也可以从信中读到另一个信息：那些提出反战、亲美论述的军中元老，并不是真正在推动民主化的自由派。信件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给予肯定，强调“不与美国为敌”“尊重美国确立的国际秩序”，同时却没有对中共一党专政提出系统性反思，只是希望“还权于民，兑现延安时期的民主宪政诺言”，以党内话语重新包装有限宪政。这符合许多“开明威权派”的典型姿态：在安全和经济合作上主张对美缓和，在国内政治上却更多追求“温和改良”，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竞争。
对美国来说，这种信号既是机会，也是陷阱。机会在于，信件表明中国内部存在一批极不愿看到台海战争爆发的军政精英，他们清楚明白战争代价，也不愿意将国家拖入与美日全面对抗的局面。在危机时刻，这些人有可能成为反对升级、主张降温的关键力量。
陷阱在于，如果美国误把这类声音视为“天然盟友”，认为只要扶持中国内部的“开明派”，政治转型就会自然而然到来，那就重复了过去在许多威权国家犯过的错误。政治学研究一再表明，个人独裁体制崩溃之后，接替者很可能仍旧是另一种形式的独裁，而不是稳固民主；外部过度押注某一派别，反而容易被卷入内斗。
更现实的做法，是把这封信当作风险评估的一块拼图：一方面认清中国内部确实存在不愿开战、希望缓和对美关系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些力量正在失去制度位置，军队决策圈子越来越小，个人主义风险越来越高。美国在调整对华政策时，需要既维持足够威慑，防止误判；又保留沟通渠道，让潜在的“刹车力量”有表达空间，而不至于被完全推向极端民族主义一侧。
有趣的是，正当外界为张又侠落马、军队大清洗紧张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到这波整肃时表示，“在中国只有一个当家的，就是习主席……他就是老大（boss）”，并表示会“密切关注”这一局势。 这句话既是对习近平权力巩固的承认，也是一种危险的简化：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理解为“一个人的意志”，容易在危机中把所有筹码都押在领袖身上，忽略体制内部真实的张力和裂缝。
来自体制内部的“另一种中国”想象
从研究者和观察者的角度看，这封信本身还有许多值得深入的层面。一方面，可以把它当作当代中国“精英自白”传统中的一部分来分析。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部分退役将领的口述史、文革当事人的回忆，都属于类似类型——在正式档案之外，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制度设计提出个人见证和再解释。张又侠信件延续了这一传统：通过讲述个人在三中全会、军委会议上的见闻，来为军队政治的演变留下另一套版本。
另一方面，这封信也有很强的“政治修辞”意味。信中多次提到“抬头三尺有神明”“人心是杆秤”，用的是传统道德话语；同时又反复引用党内历史，比如延安时期的“民主宪政诺言”、徐勤先拒绝镇压学生的视频。这种把传统伦理、党史记忆和现实政治绑在一起的写法，既是对习近平的劝诫，也是对更广泛读者的情感动员。
此外，信件中有关“北戴河共识”“二十一大不再连任”等细节，如果与其他渠道的信息交叉比对，有可能帮助重构最近几年中共高层的权力博弈脉络。这些内容目前缺乏公开证据，只能作为线索保留，但对于研究中共高层政治的人来说，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从国际政治角度讲，这封信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帮助理解一名解放军高级将领眼中的美国和国际秩序：一方面把美国视为必须尊重的主导力量，主张“永远不要与美国为敌”；另一方面又把中美关系想象成可以通过个人沟通来调节的权力结构——只要最高领袖调整路线，冲突便可避免。这种对国际秩序的看法，与美国和盟友眼中的结构性竞争，很难完全重合，正是未来误判和摩擦的潜在来源。
张又侠案以及围绕它流传的这封“密信”，并没有给出任何现成答案。它没有告诉外界中共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调整路线，也无法证明军内到底有多少人反对武统。它真正提供的，是一个体制内部“另一种中国”的想象：在官方统一叙事之外，仍有人用邓小平的修宪来批判今日的个人集权，用六四与中印冲突来质疑“军队专为打仗”的观念，用“不要与美国为敌”“还权于民”来提醒最高权力者收手。
这封信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是否真是某位上将的遗言，而在于它把一个被刻意压低的问题重新推向台前：在一个没有有效制衡的一人独大体制之下，谁还能对战争说“不”？谁还能在领袖面前谈“非法命令”和“军人良知”？谁还能在内部会议上提醒，国家命运不能押在一个人的情绪和荣耀感上？
在毛泽东时代，珍宝岛冲突一度把中苏推到核战争边缘，事后许多参与者才意识到当年距离灾难有多近；在邓小平时代，六四镇压至今仍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伤口之一。今天，随着军队高层被一轮轮清洗，军委主席负责制被完全个人化，类似的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套装备和话语。
当今世界三大强人并立。俄国总统通过战争获取终身任职的合理性，把反对他的总统候选人物理消灭；美国总统羡慕普京、习近平“定于一尊”，动用ICE为自己固权立威；习近平的强人模式，则源于毛病成习，邓规习随，通过修宪取消任期，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来自不同的体制，却有一个共同的心魔，相信的是同一件事：权力越集中越好，制度可以为个人让路，反对者可以被抹黑为“叛徒”和“敌人”。
在这样的时代里，张又侠式的声音未必能改变权力的流向，却至少保留了对另一种政治的想象：一个军队可以忠于宪法和人民，而不是某个领袖；一个大国可以与美国竞争又不必成为死敌；一个政权可以反思自己在六四、对越和中印战争中的罪错，而不是用沉默掩盖一切。
这封信最终能否被更多人看到，能否在中国内部留下哪怕一丝“制度想象”的痕迹，现在还很难判断。不过，它已经向外界发出一个清晰信号：在那套看似铁板一块的体制内部，仍然存在恐惧、怀疑和反思。对于关心中国未来和台海和平的人来说，这种复杂性本身，就是不能忽视的现实。
附： “张又侠”密信
我如果出事了，请将这封信公开；
抓我，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一同被抓，并不是我们有什么违法违纪的罪行，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与习近平同志所理解的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还有对武统台湾、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对快速提拔高级将官，也有重大分歧。
这些分歧在党内军内应该是正常现象，要通过科学与民主集中制的方式，去对待与解决，现在看来，他用了特殊办法解决，我想告诉近平，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想起的是当年紫阳的那句话，我们老了，无所谓了。我是有条件搞军事政变的，但我坚决不搞，动静太大，一旦失控，国家就会内战，遭殃的先是双方无辜的战士，对我采取非常规手段，我也不会抵抗的，是非公义，人心是杆秤，相信历史也会写明白的。
我内心很平静，留下这些文字，也希望近平同志有所检省，你赢了，要有风度，也要有底线，不要把事情做得那样的绝，抬头三尺有神明。
提供者说，张又侠意识到可能会被习抓捕，所以准备好了密信，一旦被抓，就通过海外媒体公开。（张又侠密信公开（1）知情者提供）提供者说，张又侠意识到可能会被习抓捕，所以准备好了密信，一旦被抓，就通过海外媒体公开。（张又侠密信公开（2）知情者提供）
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抓捕我，只会用政变的方式，三五个人密谋，不会经过党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的，但却会以中央的名义实施与公布。
谁违法违纪？八九年是邓小平违法违纪，不是赵紫阳。但后来邓小平毕竟在九二年还是坚持了改革开放，如果抓了我，极大的可能，近平会把中国变成朝鲜，一心一意为了武统台湾，还会随时用军队搞戒严。
我在想，抓我之后，会给个什么罪名呢？
第一条，肯定是说我反对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大家想想，如果军委主席真的对这么多年来军中腐败负责的话，我会反对吗？我反对的是把军委主席负责制变成家长制，管得太细太具体，每一件事上都认为自己是天才的专家，英明的统帅，毛泽东也没有这么管控军队。
把人民的军队变成党的军队，也没什么，但变成了自己的家兵，这是可怕的，火箭式提拔上来的人，感恩戴德，没有原则的宣誓效忠，让军队唱做习主席的好战士，完全是文革那一套，关键是，那个时代信息封闭，宣传成功，现在资讯这样发达，怎么宣传，都不会有人真心把你当伟大领袖崇拜，只会让更多的人反感。
提供者说，张又侠意识到可能会被习抓捕，所以准备好了密信，一旦被抓，就通过海外媒体公开。（张又侠密信公开（3）知情者提供）
提供者说，张又侠意识到可能会被习抓捕，所以准备好了密信，一旦被抓，就通过海外媒体公开。（张又侠密信公开（4）知情者提供）
网络上也有视频，大家都看到了，近平同志在会场出现时，每一个人都要起立鼓掌，跟朝鲜金正恩一样了，我在现场的表现大家看见了，我内心反感，局促不安，这也属于反对军委主席负责制吧。
海外各种炒作我与习的内争，军情部门经常有信息整理给我看，我看到了是一笑置之，如果我被抓，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制度。制度不改，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党的领导，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事无巨细的控制一场，而是领导人民制定法则与战略，然后每一个党员都要遵守。
军队归党的领导也一样，军委主席负责制，是集体领导下的军委主席负责，只有在战争时期，军委首长才是三军统帅，平时制定策略，分析时势，提拔用人，不能由军委首长一个人说了算，习近平同志与我的矛盾分歧发生在这些方面。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发现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发自内心的想发生一场战争，他特别想亲自指挥一场宏大的战争，在南中国海的冲突，特别是发生的中印边境的战争，完全没有必要，我是经历过战争的人，领导人发动战争，让无数的士兵们牺牲掉生命，过不了多久两国领导人又是亲切握手，同志加兄弟，这不是人干的事。当年与我一起战斗的士兵还有军官牺牲了，都埋在当地，他们的父母兄弟想去看一眼，都没有路费。和平年代制造这样的悲剧，是邓小平的罪孽。
没多少人知道吧？邓小平为了自己权力高于一切人，八二年修改宪法，才搞了这么个军委主席负责制，老毛的时候是没有这么个制度的。
邓小平从来不宣传，他知道这种修宪，就是为他个人极权搞的，当时军委里杨尚昆几个人帮着搞成了，邓小平修宪，习近平修宪，其实都是重要人物搞定的，全国人大不得不通过，政治局定好的，谁不举手抓谁。
后来邓小平能够干掉胡耀邦、赵紫阳，敢在长安街上开坦克开枪对人民进行镇压，都是因为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么个制度给了他最高权力。
回过头来着，邓小平造了那么多的罪恶，这对邓家人好吗？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好吗？
我劝近平，其实是为了他与他家的人好，毕竟我们是一个大院长大的兄弟，只有我能跟他说点真话。
打台湾，与美国日本接着打仗，不会像当年邓小平打越南和镇压学生那么简单，他家人还有我们国家都会有无穷的灾难，几万人几十万军人牺牲，我是无法想像后果的。这样的战争打下去，兵变了，或者党国被人民推翻了，会不会血腥清算这些发动战争的领导人？想想都可怕。
军队是保卫国家与人民，认为军队是用来打仗的，当然是严重的错误观点。
我在军委，我还能劝劝他，或者说制约他不犯下严重错误，一旦我被抓了，振立还有其他许多同志也会被抓，军中都是他亲自选拔的将官，我们的国家成为军国或者随时戒严，搞得跟朝鲜一个样，问题就会比文革还严重。
说说我与近平的矛盾
三中全会前就有了，他突击提拔那么多的人，完全不顾军队的选择规矩，引发大量官兵不满，更严重的是，他们动用手中权力和老大的信任，在军中形成团伙，开始搜集证据要查处我。
我与近平在三中全会时发生了冲突，一是用人问题，二是要通过军队让全国进入备战状态，要在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时候，这个时间窗口，拿下台湾。
我与振立不同意，张升民不说话。我认为军委应该讲民主集中制，他说我违背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结果，他气急生病送到医院，三中全会差点开不下去，当然这只有几个人知道内情。
常委们慌乱了，这才有元老们出来帮助协调，后来外网上出现 北戴河共识，主要内容是对的。
一是近平同意21大不再连任，二是为了党和国家安全稳定，要适当分权，蔡奇负责党务，李强负责国务院，我负责军委，相当于常务领导人。后来成立中央决策协调机构，也是为了制约中央最高决策不出重大错误，这些大家通过新闻都应该看出来，三中全会后，元老们更多地出来活动了，这背后是军方力量在保持高层权力平衡。
后来问题出在哪里？
蔡奇与李强还有政治局常委都是近平亲自选拔的，都完全听他一个人指令，他们不依赖近平，就没有权威，所以他们更喜欢上面有一个人搞极权，出了事由上面老大顶着，国家与人民蒙受怎样的灾难，跟他们无关，他们在疫情期间就是这么的。
而我又不能不听党中央的，各种活动有些我婉拒，有些不得不配合，我都无力改变这样的格局，元老们更无奈。他们最终要对我下手，极有可能，不会有元老支持我抓近平搞政变。如果说我有罪错的话，一是支持近平修宪，没有军方做为背景支持，仅靠蔡奇动用党政系统，是办不成的，近平因此走极端，二十大现场把胡锦涛直接架出去了，让我震惊，十八大时锦涛高风亮节把权力都交给了近平，十年时间你就这样对待前总书记，做人怎么得有点底线吧，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锦涛与近平商定好的，让春华进入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结果呢，常委都不是。
二是被动支持了近平对俄罗斯上不封顶的支持，其实就是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了整个欧洲与乌克兰对我国的敌意，当时过高估计了俄实力，以为闪电战就占领了乌克兰，然后他们就支持我们解放台湾。结果呢，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恨我们，年前我到俄罗斯，高规格的接待，会谈非常不友好，毫无意义的战争，同一个民族互相残杀，如果我们打台湾，也是这样的悲剧。
多说两句，解放台湾，我本来也很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后来听亚洲（刘亚洲）分析，吓出一身冷汗，几十万军人填到海里，也靠近不了台湾岛，战争开打，日本就会卷入，南中国沿海军事设施与桥梁、油库都会在几小时内被摧毁。我们也能摧毁台湾的一些建筑，最后还得战争赔偿，国家海外资产都会冻结，国将不国，亡党亡国。
近平的问题出在身边的一些马屁精，把他呼悠成绝世伟人，台湾解放了就实现了中国梦，比老毛还伟大光荣。谁对近平说真话，谁可能当面挨耳光，亚洲这样说真话有智慧的人，只能待在牢里，我可能也不例外。
抓我之后肯定要罗织更多的罪名，叛国啊，腐败啊，极有可能，因为总得找个罪名吧，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就是汉奸卖国贼，也是腐败分子。
我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了，安全退休能够有正国级待遇，我为什么要背叛祖国？我与俄罗斯与美国的接触，都是维护国家利益，双方交换信息也是授权范围之内。
其实我与美国人交流时，美国军方故意泄漏高级机密，譬如给我方看，我们的军事基地的照片，核设施布局图，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私人住处，都极其详细。他们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高科技，每天都在空中盯着，什么都知道，目的是让我们不要发动战争，没有胜算的可能。
腐败之类的，从家中拉出一车子美元与人民币，可能吗？他们可能会拍出这样的视频，也会利用美国主流媒体数落我各种罪行，这都是套路不要当真。我与近平矛盾早就公开化了，如果真的有巨额财富，也早就销毁了，这些身外之物，对我这样年龄这样地位的人，都是云烟。如果在秦城养老或者被近平枪决了，更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对了，去年近平要看审判38军军长徐勤先的视频，我们调出来也看了，令我震撼，五个多小时，看过之后我为这位忠义的将军痛哭，一夜未眠，这份视频军中高级将军也看了，后来不知被谁传到海外。
不知近平看了徐勤先的视频后，做何感想。这样忠于国家与人民的将军，才是真正的军人，宁愿自己受屈辱，也不对人民开枪。由此我们也要反思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带来的罪错与恶果。如果都无原则无人性的听从军委主席指令，最高权力不受制约，我们国家还会有大灾难。
我们党、我们最高领袖还有中央军委主席，都会犯下严重的罪错，如果要求军人永远效忠党和领袖，不问对错只忠诚于中央军委主席，我们还会犯下不可饶恕的罪错。
最后，我对近平同志提出几点期望，
一是，21大召开时到站下岗，这是三中全会后的承诺；
二是，不要发动任何形式的战争，军队是用来保家卫国的；
三是，尊重美国确立的国际秩序，永远不要与美国为敌；
四是，要真诚地改革开放，如果爱中国人民，就应该还权于民，兑现延安时期的民主宪政诺言。
近平如果真的抓了我，希望各家媒体公开此信，我希望他能看到这封信。
（以上内容为我的口述，由友人整理，我看过了，并授权发布，没有秘书参与。张又侠 202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