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四维
【没有自由与共和，增长无法沉淀为广泛安全的社会财富；没有可信的制度承诺，技术红利终将转化为寻租土壤；没有对弱势群体持续可验证的权利保障，消费社会就无从建立，增长也无持久之基。】
2025年6月，经家属授权、由日本出版社新版推出的《宪政与经济》，把早逝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制度焦虑重新推到我们面前；三十年前写下的诊断，如今在产能外溢、内需疲弱、政治高压并行的中国语境里再次发亮，令人不安地准确。
重刊出的书，往往带着时代的回声。“一个经济学家若希望自己的理论速朽，那是因为现实及时纠偏；真正可怕的是，那些被历史放大的隐忧会变成谶语。”新版编者按的这一反讽，恰可作为阅读杨小凯的钥匙。对他而言，快速增长若以忘却改革目标为代价，就会在繁荣的地基里预埋政治与社会的裂缝；越是欣欣向荣的年代，越要警惕制度上的空白被自我庆祝所遮蔽。此种冷感，正是书写“后发劣势”的学者气质。
《宪政与经济》的中心命题并不玄奥：经济增长要求可预期、受约束、规则化的权力环境；没有宪政，就没有可靠的产权、契约与公平竞争；政府若既当裁判又下场参赛，机会主义必然溢出，长远激励扭曲；所谓“分饼”的人不能自己先拿最大的一块——这是杨小凯用最生活化比喻诠释的宪政经济学。
他以“后发劣势”反驳流行的“后发优势”神话：落后国家在技术上可以大规模模仿，在制度上却步履维艰；技术模仿无需触动既得利益，制度模仿却要割肉，因此政治上往往选择前者、回避后者；结果是短期耀眼、长期隐患，甚至因增长而延缓改革，使“成功”反过来成为“诅咒”。
为论证这一点，杨把18—19世纪的英法对照当作教科书：英国在1688年后逐步形成对王权的宪制约束，财政与王室分离，产权与契约受更强保护，从而建立了可信的国家信用与资本市场；法国专制下的任意征敛、税负豁免与官商勾结，则削弱了公共财政与广泛市场。制度差异透过融资成本、工业化节奏与社会信任扩散，最终汇聚为增长差距。
在杨的框架里，“可信赖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是宪政经济学的要石：财政权、执政党财务与国家财务须分账；产权裁判必须与经营主体保持臂距；规则制定者不得兼任比赛者——这些原则一旦被破坏，市场即失去价格信号与创新激励，增长将蜕变成寻租型扩张。
苏联式赶超曾以集中资源、复制重工业技术在短期实现“跨越”，却因产权不明、政治极权与信息扭曲导致长期停滞，最终在制度性软塌中瓦解；这正是“技术模仿替代制度改革”会走到的极端案例，也映证了制度质量对持续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回望中国，自洋务、官督商办以来的“技术引进不改制度”路径，在改革开放后以“市场换技术”“官商合办”“地方举债招商”获得惊人速度；但国资与行政权深度嵌入资源配置——国进民退、准入歧视、监管口袋化——使得增长红利难以沉淀为广泛产权安全感。2025年5月正式生效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本意在改善营商环境，却在实施细则与地方执行上仍面临部门利益博弈；民企投资意愿疲弱、信贷渠道不畅、政策预期反复，恰好说明“裁判仍在场上”。
更直观的指标来自产能与需求的错位：电动车、光伏、工业机器人等战略行业在补贴、信贷与地方招商推动下扩张，内需却难以吸收，只得面向全球“倾销”，引发贸易摩擦与关税威胁；外循环依赖加深了对外部政治风险的暴露，而内循环迟迟未立。
同一组数据折射出的还有增长结构的失衡：官方统计显示工业增速亮眼，而零售、服务与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工资拖欠、降薪与副业潮在基层扩散，房地产下行吞噬家庭资产负债表，消费倾向进一步走低。若宪制保障缺位、地方财政压力向企业与居民转嫁，这种“上热下冷”的结构将更难逆转。
劳动端的长期挤榨亦在侵蚀消费底盘。“996”式超时文化、社保与劳动法执行的弹性地带，让大量劳动者在收入不确定、时间被透支的情况下不敢扩大家庭性支出；财富向上集中、底层安全网不足，最终化作内需弹性差与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宏观剪刀差。尽管近年来监管部门多次点名过劳问题，但在缺乏独立工会与司法救济的结构下，执行落差巨大，这恰是宪政缺失在微观层面的经济表征。
把镜头转向美国：特朗普政府与其后续议程提供了一个反向镜鉴。2025年“税收延展/减税”方案在7月4日签署成法，焦点包括延续部分《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条款、对高收入与通道型企业的优惠安排，以及有限度的儿童税收抵免谈判；主张以“增长自给”抵消财政缺口，典型涓滴式逻辑再现。分配测算显示高收入群体获益更大，中低收入群体增益有限。
与税制配套浮现的，是通过“Project 2025”等方案集中行政权、弱化独立监管、重塑公务员任免（如复活改版的“Schedule F”）的政治构想；它若得势，将削弱美国传统的三权制衡与独立执法机关，增加政策随意性，使财政、货币、监管等关键经济制度受短期政治冲动左右。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已多次被媒体与政界人士提起；若总统直接干预利率或董事任命，预期管理与通胀锚定都将受损。
更广义的宪政风险来自对选举结果与司法程序的持续挑战。无论是2020年大选后诉讼攻防、国会山骚乱的制度震荡，还是围绕总统豁免权的司法争议，都提醒我们：一旦权力转移规则被政治化，市场对契约与产权的长期信心会打折，资本成本上升、企业投资趋于保守，财政博弈加剧——这些都是制度经济学关于“可信承诺”失灵的经典效应。
若依 “短—中—长”视距解析宪政与经济：短期内，减税、关税腾挪、行政干预可以制造增长幻觉；中期，当分配向高收入集中、制度不确定性上升，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分化便显现；长期，产权与机会不均、政治机会主义与寻租膨胀，终将压低潜在增速并放大周期波动。IMF与一系列宏观研究早已指出，提升中低收入群体份额有助于更持久的增长；反之，收入集中于高端群体会因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而拖累总需求。
概言之，《宪政与经济》并非抽象宪法学札记，而是一部关于增长质量、分配结构与政治博弈的早期预警书。重读杨小凯，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在下一轮政策幻觉到来前，记住制度的硬道理。没有自由与共和，增长无法沉淀为广泛安全的社会财富；没有可信的制度承诺，技术红利终将转化为寻租土壤；没有对弱势群体持续可验证的权利保障，消费社会就无从建立，增长也无持久之基。这些话题，在今日的中国同样迫切，在面对民粹主义压力、行政集权诱惑的美国亦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