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丹 （Huang Dan）
提要：
2025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从“制度决定论”转向“文化决定论”，标志着主流经济学的再度退化。本文指出，这种转向并非理论创新，而是一次因果倒置——它将制度成果误认为文化起点，把复杂的社会机制还原为观念信仰。经济增长的根源不在文化，而在制度的稳固与权力的制衡；当经济学离开制度现实，便沦为数学化的神学。
当诺贝尔奖失去方向
2025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表面上在奖励“文化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质上却暴露出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主流经济学正在远离现实世界，退化为一种“文化形而上学”。
获奖者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与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代表着当代主流经济学最精致的两种理论倾向：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 与 创新神话（innovation myth）。
他们试图解释经济增长的终极原因：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持续创新，而有的国家陷入停滞？他们的答案看似优雅：文化创造了信仰，信仰激发了创新，创新带来了繁荣。
这听起来像一个圆满的故事——直到我们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理论上的“因果倒置”。
仅仅一年前（2024 年），诺贝尔奖还颁给了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表彰他们在《Why Nations Fail》中关于制度决定经济繁荣的研究。那是一次“制度决定论（institutional determinism）”的回光返照——一个对经济学回到现实的短暂尝试。
但短短一年后，主流经济学又滑向了相反的方向：从制度到文化，从现实到观念，从可验证的社会机制，回到无法证伪的思想信仰。
这是一次“倒退性胜利”——胜利的是叙事，倒下的是科学。
从制度决定论到文化决定论：一场理论的逆转
阿西莫格鲁的“制度决定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曾让主流经济学重新回到地面。
他指出：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制度结构，尤其是权力是否受到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资源是否能被有效分配，而非文化优越或民族特性。
这是对长期以来“市场万能”神话的修正。它意味着经济不是自然系统，而是政治系统的产物。
然而，这一理论在 2025 年被“文化决定论”彻底反转。可以说，2025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用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方式，推翻了仅仅一年前自己所肯定的结论。
乔尔·莫基尔在其著作 The Culture of Growth 中声称，工业革命之所以在欧洲爆发，是因为欧洲文化中出现了一种“尊重知识、信仰理性、鼓励实验”的精神——他称之为“工业启蒙（Industrial Enlightenment）”。这种文化氛围，造就了科学家与企业家，从而推动了经济现代化。
表面上，这是对历史的诗意解释；实际上，它却抹去了制度的根。
文化当然重要，但文化从何而来？为什么同样拥有辉煌文化传统的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印度，没有在同一时期爆发工业革命？
莫基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的逻辑是循环的：
文化解释制度，制度塑造文化。
这就像用镜子照镜子——华丽、对称，但失去了真实。
更关键的是，文化决定论天然携带一种“欧洲中心论”偏见：它暗示着只有特定文化（即西欧启蒙文化）才能通向现代化。这样的理论不是在解释历史，而是在为历史辩护。
在这种叙事中，“落后国家”不再因为制度缺陷而落后，而是因为“文化不够先进”。这种理论看似温和，实则残酷——它给了不改革的政府一个借口：“不是我们的制度错了，而是我们的人民还没准备好。”
文化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真正的因果链应当是相反的：不是文化创造了制度，而是制度保护了文化。
在历史上，文化繁荣的前提从来不是思想自由，而是权力制衡。
英国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1688）常被误解为“启蒙文化”的胜利。事实上，它是贵族与国王之间一次冷静而残酷的力量博弈。
在当时的地缘环境下，英国贵族既无法推翻君主（因为王权受教皇承认，叛乱将被视为异端），又无法外逃投靠其他国王（孤岛地理使政治流亡成本极高）。
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在既定框架内迫使国王让渡权力——建立议会制的“元契约（meta-contract）”。
正是这种制度安全（institutional stability），而非抽象的文化觉醒，使得英国的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与思想传播成为可能。
简单地说：制度稳定 → 文化繁荣 → 技术创新 → 经济增长。
而非莫基尔的反向叙事。
文化并不会凭空产生自由思想；只有当制度驯化了暴力、约束了权力，思想和科学才有安全的土壤。
这就是“文化决定论”最大的逻辑漏洞：它试图用结果解释原因。
“创新神话”：当文化被装进数学引擎
在2025年的诺贝尔奖三人组中，阿吉翁（Aghion）与豪伊特（Howitt）承担了“技术实现”的角色。
他们的理论模型——“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是一台优雅的数学机器。
在这个模型中，企业家被假设为理性个体，为了未来垄断利润而投资研发（R&D）；旧企业被淘汰，新企业崛起，经济便持续增长。
增长率 被定义为：
𝑔 = 𝜆 ⋅ 𝜇 ⋅ 𝜃
其中 𝜆为创新成功概率， 𝜇 为创新企业比例， 𝜃 为技术提升幅度。
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完美的方程；在现实中，这是一个危险的幻觉。
因为这个模型隐含了一个前提：制度是完美的。
产权稳定、法治健全、竞争开放、失败不会被惩罚。
只要有这样的环境，创新确实会带来增长。
但一旦制度退化，创新成功概率 就会迅速趋近于零。
换言之，在集权体制下，这个方程本身会失效——“创新企业”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
他们用漂亮的数学，掩盖了制度的真相。
这就是“创新神话”的本质：它把制度假定为常量，把增长方程变成了信仰方程。
市场的内生缺陷与制度的救赎
主流经济学的根本误区，在于它坚信市场能够自我修复。
它假设市场是一个永远趋于均衡的系统，而任何失衡都来自外部“冲击”。
但现实恰恰相反：市场本身存在内生缺陷（endogenous defects）。
社会的总购买力并不能自动匹配社会的总产出。
富人储蓄的货币不会自动转化为新的消费或投资，这就是“需求缺口”。
正如黄（Huang, 2025, A Formula for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and Control）所指出的，
政府的财政赤字（deficit）并非市场的异常，而是宏观平衡的必要条件——
它通过社会保障与公共支出，把停滞在富人手中的货币重新注入流通体系，从而修复分配失衡。
市场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只能创造财富，而无法分配财富；
政府的“看得见的手”（visible hand）必须承担起再分配的职能。
但两者都依赖制度。
在民主制度下，市场竞争激发创新，政府财政保障公平——二者形成动态平衡。
而在集权体制下，市场被权力扭曲，赤字变成寻租工具，创新变成特权垄断。
因此，真正的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市场 vs 政府”，而是“制度是否足够民主”。
当制度失衡，市场也失衡；
当制度腐化，创新就消失。
结语：经济学必须回到制度现实主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坏事；
坏的是，当它成为一面镜子，只映照出学科的自恋与空心化。
2024 年的“制度决定论”还在试图回答“制度如何塑造繁荣”；
2025 年的“文化决定论”与“创新神话”已经回到了信仰式叙事——它们不解释制度，而假设制度。
主流经济学最大的退化，不在于方法的复杂化，而在于它放弃了对现实的诚实。
它用公式代替制度，用数据掩盖政治，用文化解释历史。
经济学曾经是一门研究人类如何共同生存的学问；
今天，它越来越像一门用数学包装的神学。
真正的重建，必须从承认市场的内生缺陷开始；
从制度出发，而不是从文化出发。
因为文化是果，制度是因。
而经济学的未来，必须回到制度现实主义（institutional realism）——只有当制度稳固、公平、民主，文化才会繁荣，创新才会持续，经济增长才不再只是统计学的幻觉，而成为真正的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