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触到对抗：亲中政策的胜利与崩溃
马四维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新作《断裂的接触：美国如何走向与中国对抗》（Breaking the Engagement: How China Won & Lost America）如同一架超载货机闯入中美评论文献的上空。作者作为曾经热情洋溢的中美友好倡导者、如今转身成为悲悯的预言者。从书名的预设到结语中对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的说教，作者试图为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提供一套恢宏叙事，解释美国两党之间原本关于“接触”中国的积极共识如何演变为今日全面对抗的共识。
沈大伟构建起一个名为“亲中联盟”（Engagement Coalition）的核心概念，声称这是一个由政府官员、跨国公司高管、记者、智库成员与中国问题专家松散构成的联合体，自1970年代起便“押上了职业前途，甚至国家荣誉”，相信通过商业交流与人文接触可以促使中国迈向自由民主。通过梳理这一同盟从尼克松访华之后的萌芽，到1999年中国加入WTO时的鼎盛，再到特朗普任期内的分崩离析，作者意在说明，这一集团既是中美接触的推动者，也是其瓦解的同谋者，因为它让华盛顿沉浸于对中国改革不可避免的幻觉中。这一时间分期虽整洁明快，却未免过于整齐划一。沈大伟始终未能清楚界定谁是“同盟”成员，更难以说明如此异质的一群人是如何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步调一致的。为了市场份额的说客、为了独家新闻的记者、以及渴望档案权限的学者，偶有交集，何以被提升为某种决定论式的“联盟”？
本书的前段，聚焦于亲中集团的“崛起”，读来仿佛冷战回忆的精选辑：基辛格的密访、乒乓外交的热潮、1980年代美国学生在北京高校的理想主义时光，轮番登场。沈大伟屡次声称要“拨乱反正”，但所谓新证据，大多不过是他的私人日记和饭局回忆。真正的史料发掘——如解密文件、企业游说档案、未出版的口述历史——鲜有出现。反倒是早已被傅高义（Ezra Vogel）、谢尔（Orville Schell）和詹姆斯·曼恩（James Mann）等人论述透彻的旧事，再次披上作者本人的自传性描写：他在场，因此他知。读者原本期待一位资深“中国通”带来的严谨学术考察，却得到了一场校友聚会般的轶事串讲。
当叙事进入1989年，沈大伟断言天安门事件本应终结亲中联盟的幻想，却几乎在同一段落中又声称，此次镇压“反而强化了”接触战略，因为它令精英阶层更加押注于“以贸促改”。这条因果链被生硬地陈述，却未获证实。人们难以在书中找到任何具体数据——例如竞选资金流向、国会投票模式、企业游说支出——来佐证主张接触的各方是如何、何时压倒怀疑者的。一张分布图本可为其论点提供初步检验，却不见踪影。结果是，一部本应指责先行研究忽视结构性因素的书，最终却以感性拼贴草草代之。
书中部份原本承诺将细剖“亲中联盟”的鼎盛期——1990年代的经济繁荣与中国加入WTO的进程——却堕入了董事会议室窥秘与华盛顿流言的泥淖。作者对亨利·保尔森、杰弗里·伊梅尔特和鲍勃·佐利克的描写虽然不乏内幕色彩，但多半止于人物素描。他称保尔森为“福音布道者”，称伊梅尔特是“多愁善感的重商主义者”，虽有文采，却分析力不足。某处他将白宫幕僚的备忘录比作“接触意识形态的罗塞塔石碑”，但仅援引三句话，随即转入自述，毫无文本细读的诚意。一部旨在构建大战略知识体系的著作，却未提供“建设性接触”理念的谱系梳理，对苏联缓和战略的类比也付诸阙如，对自由国际主义的理论语法更是无从谈起。
至2017年前后“联盟的崩溃”这一关键段落，沈大伟的叙述风格从冷静历史学家转向背叛信仰的自责者。他将特朗普启动301条款视为“休克疗法”，暴露了早期理想主义的空壳。然而，他却回避了一个尴尬事实：战略竞争的警号在特朗普之前便已响起，早在奥巴马时期的出口管制争议与国会军委会听证中已有所显现。他也未深入讨论中国自身政策的剧变——如国家主导的网络间谍、南海岛礁扩建、新疆的监控系统——如何为“脱钩派”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论据。在沈大伟的剧本中，联盟内部矛盾自我崩塌，而中国的能动性则被降格为事后的插曲。历史最终被简化为美国天真烂漫的寓言。
在方法论上，这本书痴迷于回忆录式特权。沈大伟频频提及自己在卡特时代的交流项目、克林顿时期的智库会议，以及奥巴马政府期间的对话，仿佛“在场”便等同于“全知”。当材料匮乏之处无法支撑细节，他便以修辞性提问来填补空白：“在1999年，我们中有谁真正看清了中国的列宁主义韧性？”这些句子虽增添了人物温度，却也暴露出证据上的稀薄。若能严肃反省自己早年推崇接触政策的著述，或许能为本书增添一丝自省的厚度；但他所做的，仅是撒上一些预设的免责语句：“我并不孤单”、“事后诸葛亮谁都会”、“当时的数据模糊不清”。这更像是法律顾问起草的免责声明，而非历史学者的诚恳告白。
从叙述风格看，本书语言在神谕般的预言与通俗媒体的俏皮话之间摇摆不定。“历史将记录2018年为幻想破灭之年”、“企业高管终于嗅到了人民币的气味”——此类文字如若论证紧凑尚可一笑置之，惜乎章节安排重复松散，常绕回旧题重述。一个严厉的编辑本可将篇幅删去三分之一而不损实质，揭示出这本应是一篇壮实论文的框架，却被膨胀成砖头般沉重的巨著。重复之处令人厌倦：每十页便会再次提及“接触最终变为陷阱”，仿佛作者坚信这一措辞初次发明时便已惊世骇俗。
这本书对于理解当下中美关系的主要贡献或许恰恰在于“负面启示”——通过夸饰接触政策的单一动因，将其终结描绘为意识形态的自我惩戒，而非政策经验的积累，沈大伟无意间表明：自责式元叙事反而遮蔽了实际的战略操作。书中几乎未触及那些真正推动21世纪竞争局势的结构性变量：科技追赶、人口结构差异、供应链地缘政治、相互依赖的武器化。读者若期待看到一套贯通国内政治经济、联盟体系与全球治理的整合模型，只会最终失望收场。
作者将“接触”描绘为注定反转的钟摆后，跳跃式地预言“脱钩”将成为一代人时间尺度内的“新正统”。他偶尔提及可能存在的“有节制的共处”，却立即贬为“虚妄的怀旧”，在语义焦土上封死了所有策略弹性。值得讽刺的是：一部谴责前人思维非黑即白的作品，最终却推出了非黑即白的前景——合作已死，对抗长存。
即便在政策建议层面，作者也未跳脱五年来各类两党委员会早已陈词滥调的抽象高度。“加强出口管制”、“阻止敏感外资”、“扩大技术联盟”——这些口号未对执行成本权衡进行思考，也未顾及美国自身创新生态系统可能遭受的反噬效应。“美国必须自我投资”、“遏制中国的最坏冲动”——这类表述似乎可直接复制进任何一份顾问报告中。全书既无细化路径图，无成本收益矩阵，也无边界情境演练，战略因此流于姿态。
不过，沈大伟所提供的一些亲历场景——2003年见证美国商会代表面对周小川直言时的错愕，或观察智库募款人如何周旋于洛克希德与华为之间——确实揭示了“接触主义”得以繁衍的社会生态。作者所强调的人际网络有时比制度结构更为关键，这一判断本身具有直觉说服力。但如此观察若能辅以系统化工具——如旋转门轨迹的社交网络分析、国会证词的量化编码、超越日记的实证佐证——或许能真正推进研究，而不是在饭桌轶事与居高临下的判词之间摇摆。
最终，《断裂的接触》本身恰恰重演了它所批判的病症：宏大野心脱离了自我审视的基石。这是一出寓言剧：一群善意的美国人因贪婪或信仰而被难以捉摸的中国所“欺骗”，最终在大国竞争的冷光下幡然悔悟。然而，当作者夸大了共识的存在，虚化了政策纷争的真实场域，又掩盖了国内政治与国际结构之间复杂的反馈机制时，他交出的不是一套分析框架，而是一出道德剧。寻求历史肌理的读者，或许能找到一幅色彩斑驳的调色板；而渴望借此窥见未来十年走势者，只会面对一张四面指向的路牌。真正的悲剧，不在于“美国赢了中国又失去了中国”，也不在于“接触战略死于天真”，而在于一位本具洞察力的学者，将事后合理化伪装成预言，令本已嘈杂的中美论域再添一声杂音。
《断裂的接触：美国如何走向与中国对抗》（Breaking the Engagement: How China Won & Lost America，牛津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12日出版，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