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
提要：在美国新闻自由的舆论环境中，新闻记者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而美国新闻媒体从总体上看，偏向于左翼（至今仍然如此）。1930年代，以斯诺为代表的一批左翼记者，深入苏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报道，对于型塑“美国的中国形象”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根本上引导了美国公共舆论对国共两党的不同看法，进而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本文是作者最近出版的《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共——从罗斯福到费正清》一书中的一章，分四节展开。
谁在塑造“美国的中国形象”？
从罗斯福到杜鲁门，两届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均以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为主要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从总统到总统军事顾问再到国务院的外交官们，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邹谠所批评的“对中共性质和意图的普遍错误理解”。从根源上看，美国误判中国除了与美国悠久的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紧密相关之外，也与美国国内由基督教文化和左翼文化共同主导的舆论环境有关。按照邹谠的理解，谢伟思和戴维斯提供的关于中共的描述以及据此形成的政治设想，能够得到其他美国官员和当事人的广泛赞同，不可能是阴谋诡计的产物；他们对中共性质和意图的错误理解其实是当时公众舆论的反映，“它的根源必须在与错误判断一样无处不在的社会和政治事实中寻找”。1 这些“社会和政治事实”的构成，除了前述提到的原因——美国理想主义的政治传统、对共产主义的普遍无知、以美国政党斗争的模式来理解国共之争的性质、以及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中国特点的错误理解，还包括一些传教士和左翼记者、作家、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对美国国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进而对美国政府中那些制订对华政策的各级官员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自美国政府主张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人始终抱有对中国人的一种特殊感情，按照迈克尔·沙勒的说法：“美国人想象中的中国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它那精彩奇异的语言和文化，它那潜在市场的诱惑力，像磁石一般从太平洋彼岸的地平线上吸引着美国人。”2在最初进入中国的那批美国人中，传教士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是把大部分在华的活动交给传教士去进行，他们一般都认为中美关系的实质不是物质主义，更多的是文化和精神上的，其中传教士是不可忽视的联结者。杰斯普森撰写的《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描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中国引发了美国的宗教热忱，美国要通过基督教这个“神圣的暴力”来启蒙和重塑中国：“美国人要用他们无边的善良和美德——他们基督徒般的献身精神和民族使命感——去救赎数以万计的中国人。”3许多美国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立志按照美国的精神、政治和文化形象把儒教中国改造成一个基督教国家。根据费正清的研究，美国海外教会托事部成立于1810年，第一个到中国的传教士是俾治文，他是在1829年被派出的；到了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缔结时，美国派往远东的传教士不到20人；中国被早期传教士看作是“一条战线的尽头”，是最遥远的战场，是最后要打开的地盘。4 然而，到了1920年代，中国有了27所教会学院和大学，其中21所是在1900年以后建立的，在校和毕业的学生达数万人之多。5至1930年代，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超过上千人，他们普遍具有一种福音布道的使命感和拯救生活于黑暗中的中国民众的道德情怀，期待以美国的理想主义政治和信仰模式改造中国。
传教士除了怀抱改变中国的理想之外，他们在中国的经历还对下一代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孩子被称为“传教士儿童”。在这个群体中，涌现出一批为美国人塑造中国形象的著名人物，如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教育家司徒雷登、《时代》杂志创始人亨利·R·卢斯，包括本书研究的两位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和约翰·戴维斯，他们都是来自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童年记忆完全是在中国城乡环境中形成的。赛珍珠在她后来的著作中曾满怀温情和爱意地回忆起她在中国的成长岁月；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中特别写到了他的出生地杭州的绝世美景——西湖的花灯水榭，亭台楼阁，那段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活始终留在了他的脑海中；卢斯把他儿时生活的青岛描述为“没有其他城市能和它媲美，温柔的细浪轻拂着金色的沙滩”；谢伟思的出生地是四川成都，这个中国西南城市给他的记忆是古老陈旧，没有丝毫现代气息。他们对中国的记忆显然经由传教士父亲的教诲而具有一种作为上帝选民的弥赛亚意识，用司徒雷登的话来说：“我心中那个清晰的上帝指引着我的人生之路。”6基于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他们愿意在中国工作或为中国贡献一份责任，把改造中国视为美国建设新边疆的一部分。
在中国传教士的第二代中，从公共传播的影响力而言，赛珍珠对于促进美国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的浪漫化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她发表于1931年的长篇小说《大地》，以同情的笔触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写出了“农民灵魂的几个侧面”。用伊罗生的话来说：“赛珍珠实际上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范式。无人记起在她的书中同样描写的罪恶、邪恶和残忍；他们所留下的是尊贵的中国农民形象，坚强、奇妙、善良、令人钦佩。”7 赛珍珠的小说影响巨大，出版后畅销一百五十万册，1933年登上了百老汇舞台，四年后又被搬上银幕，先后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1932年）和诺贝尔文学奖（1938年）。史景迁称这部小说是关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信息来源”，美国人由此了解到这个东方大国的情势更恶劣不堪，对正在遭遇经济大萧条的美国而言，也算是一种安慰。8 杰斯普森则从另一角度把赛珍珠小说《大地》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和蒋介石皈依基督教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个事件为美国后来重新致力于他们的中国梦奠定了基础。9 他还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美国人关于中国的形象、观念和文化建构涉及中美关系的大众话语，包括信念、情感、定型化形象、看法、主观影像以及希望，这一切都是美国公众在自己的文化视野内，不断地建构中国形象的一部分，由此对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为此引述了美国社会学家斯维德勒的观点：“美国公众的看法推动了某些对外政策的出台，这些政策反过来又使这些看法广为人知……。”10
美国公众的看法往往是舆论引导的结果，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新闻媒体作为国家的“第四权力”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卢斯在1930年代创办的《时代》周刊、《生活》画报和《财富》杂志，在电视时代到来之前，对20世纪美国社会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这三大杂志在1941年订户数量达到了惊人的380万份，在全美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卢斯以此无可置疑地居于美国新闻界老大的地位，他的媒体帝国亦无可置疑地成为影响美国大众思想和塑造美国人认识中国的一种方式。卢斯对中国与生俱来的关注和热爱与赛珍珠一样，从基督教信仰出发坚定地认为美国负有对中国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美国可以利用其强大的政治、道德和经济实力，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时期促使其按照美国的模式发展。蒋介石与宋美龄联姻并皈依基督教，被卢斯视为是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像美国一样的基督教国家的重要契机，他为此持续地制造一个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蒋介石形象，把蒋介石描述为努力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基督道德、政治民主、工业现代化的国家领袖，曾先后10次让蒋介石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称颂其“无疑是远东最伟大的领袖”，“宁波的拿破仑”，他的“智慧和愿望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非凡的成就”。正是通过《时代》周刊巨大的公共影响力，卢斯为美国人塑造了蒋介石的英明威武形象，并通过对蒋介石的宣传大大激发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热情，从而在美国的舆论环境中营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热”。《时代》周刊对蒋夫人宋美龄1943年访美的宣传和报道，谱写了该刊关于中国系列故事中最精彩的一章，让美国人在宋美龄身上看到了一个能代表美国化中国梦想的所有神秘、奇妙、美好的人物形象，看到了一个沿着美国的道路建设新中国的鲜活例子。
从卢斯对蒋介石伉俪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共和党人，按照左翼的评价标准，“《时代》周刊并不完全践行新闻公正，而是倾向于右翼势力”。得出这个结论的居然是卢斯聘请的《财富》杂志的编辑德怀特·麦克唐纳，后者承认自己倾向于左翼势力。11在卢斯雇佣的记者和编辑队伍中，与麦克唐纳具有相同左翼立场的人不在少数，其中最著名的是白修德。这个情况表明，虽然卢斯的政治立场一直被诟病，包括其旗下的刊物也一直被批评为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打着报道事实的幌子，用虚构的故事来迷惑读者”。但实际上《时代》周刊并未成为卢斯个人的舆论工具，更未堕落为由右派垄断的言论阵地，诸如白修德这样的左翼记者对蒋介石政府的批评性报道，均是因为在《时代》周刊上发表后才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代政治文化氛围中，由民主党政府执政的美国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左派国家”而不是“右派国家”，主导公众舆论走向的人并不是卢斯这些右翼新闻大鳄，而毋宁是赛珍珠这样的左翼作家和诸如埃德加·斯诺、白修德和杰克·贝尔登这样的左翼记者。陶涵就认为，在1930年代的美国，有三本具有浓厚左翼色彩的著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1938年出版，由托洛斯基作序，该书被认为是讨论1927年国共分裂以及蒋介石早年事业的最佳著作；法国作家马尔罗撰写的以1927年国民党血腥清共的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人的命运》，1933年出版；两位作者都把蒋介石和宋氏家族描写成无可救赎、毫无国家意识和原则的人。而最有影响力的书当属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1937年首先由《生活》画报发表了斯诺在延安拍摄的大量照片，1938年由美国著名的兰登书屋出版全书，随即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成为畅销书。陶涵把这三本书之所以在美国广为流行的原因归之于世界形成了一种普遍主张平等的时代精神：“近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与法西斯主义的生死斗，以及苏联英勇抗德，全都助长时代精神，使得具有理想主义的美国人倾向于相信鼓吹没有剥削或贫穷的人人平等运动之主张。”12 到了1940年代，美国左翼文化仍然是出版界和新闻界的主流。《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撰写的《中国的惊雷》（1945年）和美联社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撰写的《中国震撼世界》（1949年），这两本著作都把蒋介石政权视为一个完全独裁的政权，而把共产党的延安视为一个巨大的革命力量的源头。有人据此把这两本书和《西行漫记》共同列为“当时三本最伟大的著作”。13 由此可见，卢斯这样的右派尽管掌握着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但他在左翼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却并没有掌握足以影响公众舆论的话语权，他竭力塑造的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中国形象，与左翼记者和文化人塑造的以延安为核心的中国形象，构成了剧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也就是说，以卢斯为代表的右派势力在这场左右分明的舆论之战中并未占据上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和认识更多地还是来自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以及诸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海伦·福斯特·斯诺（斯诺前妻）、哈里森·弗曼、甘得·斯坦和安那里·雅各比这些左翼记者关于中共的各种报道。14 这些文化人对美国和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变迁均持左翼立场，他们未必具有传教士“二代”那种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弥赛亚式情结，但共产主义的救世主理论或多或少对他们有深远影响，他们关于中国的报道和文章不仅为美国读者描绘了一个红色中国的轮廓，而且引导美国公众舆论走向左翼政治文化对中国的一种特定理解——把同情中国与同情中共及其军队联系起来，进而把后者塑造为改变中国和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新的解放力量。
杰斯普森在他的著作中批评卢斯作为打造浪漫化中国的主要践行者，“将自己的经商智慧和对新闻的理解结合起来，制造了一种美国关于中国的最重要的、最影响深远的幻象。”15 如果这个批评可以成立，那么，来自这些左翼记者笔下的中国，是否也制造了关于中国的更为重要的和更为影响深远的幻象呢？
本文注释：
1 [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175-176页。
2 [美]迈克尔·沙勒：《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5页。
3 [美]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姜智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4 [美]费正清：《十九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美]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关系》，齐文颖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7-28页。
5 参阅[美]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141页。
6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页。
7 [美]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第156页。
8 参阅[美]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温洽溢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91页。
9 参阅[美]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第39页。
10转引自同上书，第9页。
11参阅同上书，第22页。
12[美]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第162页。
13参阅[美]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关系》，第313页。
14黄静认为：“1936—1945年是‘红色中国’形象在世界范围开始被建构和传播的十年，在斯特朗、史沫特莱等一批记者和作家先前发表大量文章的基础上，斯诺及之后的一批作家共同创造并传播‘红色中国’形象最有影响力的十年。借助他们作品的影响，在国际上出现一大批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参阅氏著：《美国左翼作家笔下的“红色中国”形象：1925—1949》，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172页。
15同上书，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