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四唯
近日，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中美“竞赛基本结束了”。他给出的两个抓手很直白：按购买力平价（PPP）核算，中国经济体量显著大于美国；看发电量这类“真材实料”的指标，中国已是美国的两倍左右。顺着这条线，他把矛头指向美国当下的反智气候与政策倒车，尤其是对科研、高校与清洁能源的攻击，认为这会把美国锁进长期劣势。这个判断值得重视，但要不要全盘接受，得把尺子拿稳：我们既要看总量的“硬杠杆”，也要看结构、制度与长期动能这些“慢变量”。
先看“超越”。如果以PPP来比，中国的确在总量上领先已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表明，2025年中国的PPP GDP大约为41万亿美元，美国约为30万亿美元；换言之，按照各国本地价格水平转换后的“实际购买力”，中国更大。另一方面，中国的年度发电量在近年已逼近或超过10万亿千瓦时，美国约在4.1—4.4万亿千瓦时区间，确实是“两倍量级”的差距。于此同时，美国在能源转型上“自毁长城”。这一点在短期给中国带来“相对优势”——中国在光伏、风电与电池的全产业链已形成规模与成本优势，全球创新指数也在持续上行。
电力和钢铁水泥不同，它几乎渗进一切现代经济活动，能较好映出产业规模与基础设施强度。就光伏、风电与电池指标，克鲁格曼的“总量已超”判断并非耸动的口号。可如果我们把目光拉长，总量领先与绿能产能优势要转化为“可持续生活质量”，还必须把分配、社保与地方公共服务补上。否则，宏观上的“领先”，可能在微观生活里变成“感受落差”。
中国在一些领域总量领先，但真正决定未来的是结构质量与制度供给。这里，苏联的历史给我们一面镜子：战后几十年，苏联以军工和重工业的“速度与规模”震撼世界，但轻工业与消费品长期短缺，生活改善跟不上；权贵特权与体制腐败让资源错配常态化，最终在经济停滞与政治失灵的叠加下轰然坍塌。速度不等于可持续，钢铁不等于幸福，强军不等于强民。
因此，对“竞赛结束了”这句话，我要打个问号。首先，名义GDP、平均收入与全球金融地位这些维度，美国仍稳居上风：名义GDP美国仍是世界第一；人均收入与研发强度更高；美元依旧是全球储备货币的压舱石——2024年美元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仍在高位，虽有波动但远未动摇根基。这些指标不等于“美国必胜”，却意味着美国的制度—金融—科技生态仍在提供持续的复利。
对照美国，今天中国的风险清单并不陌生：房地产尾大不掉、地方债务与隐性债风险、人口老龄化与生产率放缓，叠加外需不确定与贸易摩擦。恒大被香港法院裁定清盘只是标志性事件之一，国际机构在年度报告中一再提示：地产调整与地方财政的拖累，是中期增长的核心下行因素。换句话说，即便总量继续扩大，如果居民资产负债表长期受压、就业与预期走弱，生活的“体感”很难同步改善。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结构掣肘的硬约束。
与此同时，国内从“价格换市场”的老路也在暴露疲态。近年各部委频繁提出“反内卷”“反价格战”，表面像纠偏，实则是对病灶的承认：在外需转弱、技术壁垒抬高与合规门槛趋严之后，靠低成本、低要素价格、低人权成本获取份额的旧比较优势在塌陷。出口在反倾销、原产地追溯与“去风险化”供应链的多重掣肘下，许多企业被迫把售价压到成本线之下，以压供应商、加班与偷工减料换现金流，这不是活力，是代偿。价格战榨干利润、信贷趋紧，研发预算首当其冲被砍；平台补贴大战与线下“薄利多销”的循环又加深过剩，使创新被一再延后。过去十多年，国际市场像静脉输液为中国制造续命；一旦这根“输液管”受阻，而内需尚未形成稳定购买力、社保与公共服务托底不足、居民杠杆偏高，增长的耐力就会原形毕露。就此而论，当下的“反内卷”更像一张迟来的体检单：不是朝气蓬勃，而是代谢紊乱，必须对症下药。
中国近年的国防开支保持约7.2%的年增，官方口径占GDP比重不高，但在经济放缓、财政吃紧的背景下，军费的边际挤出效应需要更细致的评估。更要紧的是，军队与军工系统的廉洁与治理直接关系到“每一块钱是否花在战斗力与安全上”，近年导弹与装备采购体系的反腐风暴，正说明“技术现代化”离不开“制度现代化”。如果缺乏透明问责与外部制衡，军费扩张反而会固化寻租，既拖累经济，也伤害安全。这一点，苏联的教训并不遥远。
中国“穷兵竞武”、制度缺少制衡，会不会把国家带上衰败之路？答案取决于三件事：其一，是否把军事安全与民生安全放在同一张资产负债表里，避免以牺牲就业、养老、教育与基层治理为代价的“硬上”；其二，是否让军工与科技真正带动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简单堆投资与搞行政命令；其三，是否通过司法与预算透明，把国防与安全的每一分钱置于有效监督之下。如果这三件事能做扎实，军费并非原罪；反之，就会是拖累与风险放大器。
如果把苏联那段历史当作一张“不要做什么”的清单，给中国的两点建议是：第一，把财政的硬约束用在刀刃上，优先兜住老百姓的基本盘，把社保、基层卫生与教育当作国防的一部分；第二，给市场与法治更多空间，继续推进绿色转型，但避免“唯产能论”，把创新、标准与应用生态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把绿电变成老百姓账单上的实惠。
再看克鲁格曼所批评的美国“反向斯普特尼克时刻”。事实层面，白宫与相关部会在2025年确有大幅削减科研与高教经费的预算提案，尤其是对NIH、NSF等的下砍；同时，联邦层面对海上风电、可再生能源补贴与租赁审批采取了急刹与回撤，并以行政命令暂停近海风电租赁、撤回项目拨款，个别近完工项目也被叫停。不过，美国的制度弹性也在发挥作用：国会两院与联邦法院对部分极端削减与强制措施进行了掣肘，一些关键项目在司法判决后得以复工，科研预算在预算谈判中出现“被砍后回补”的博弈。这是一幅拉锯的画面：政策层面确有倒退冲击，但并非单向不可逆。
盖洛普的长期追踪显示，共和党群体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度在2015—2024年间从过半骤降至约20%，2025年虽略有回升但仍处低位；“反科学”“反专业”的情绪被不断动员，这与疫苗、气候和能源转型的争执交织在一起。舆论与政策之间互相放大，确实会侵蚀长期增长的基底。但同一时期，州—地方层面的高校与科研网络、企业端的研发与产业化也在往前推，因此美国的长期动能不是一朝一夕能削弱干净的。
若以“反智主义+缩科研+打压清洁能源”为政策组合，长期伤害当然存在：它会降低技术前沿的推进速度，削弱大学—企业—资本的创新循环，提高能源系统的系统性风险，并把全球公共品的供给让给别人。这些都是“看不见但很贵”的成本。但美国仍有缓冲垫：法治的纠偏能力、州与城市层面的政策分化、企业与市场的自我修复，以及依旧雄厚的名义收入与全球金融—同盟网络。判断美国是否“走上衰败之路”，关键在于这些纠偏机制能否继续奏效。当前的现实是：倒退的政策在往下压，制度的弹簧在往上顶，结果就是一条更崎岖的路径，而不是直线下坠。
给美国的两点建议是：第一，别和大学、科研与科学共同体作对，恢复跨党派的科研共识；第二，贸易政策少些“逞一时之快”的关税冲动，多用规则与同盟重塑供应链。两国若都能少些意识形态的扯拽，多些可验证的“受苦减少—能力扩大”指标，所谓“衰败曲线”就不是天条。
站在两国比较的尺度上，克鲁格曼说中国“超越美国”，在总量与实物侧的证据上站得住；但说“竞赛结束”，忽略了金融—制度—创新生态的复合维度，也低估了美国的纠偏韧性。与其争执“谁已经赢了”，不如问“谁更具备把错误改回来的能力”。中美两国各有难以克服的软肋。在我看来，决定中美下一程的是“纠错速度”。
回到克鲁格曼的断言，窃以为中美“竞赛基本结束了”的说法为时过早。当下中美两国的竞赛，胜负未决。克鲁格曼提醒了美国的危险，而中国也面临自己的发展“瓶颈”。两国都陷入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难以自拔。更严重的问题是，两国领导人的治理国家能力，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关键是，用谁先停下错误的船、调回正确的航道，谁就会在下一段航程里占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