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
2026年2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亭进行视讯通话后，同日又主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同一天与美俄两国领导人通话，实属罕见。根据新华社透露的消息，习近平在通话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方必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美国大使馆的网站对此语焉不详。显然，中国在借题发挥。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句话，是一个高度模糊、可以被不同政权各自“装填含义”的政治句子；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则是完全不同的命题，牵涉到国家继承、内战未竟、战后条约、国际承认等一整套复杂问题。把这两句话混在一起用，本身就是一种刻意的政治操作。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等于直接否认了“台湾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这个事实，用一个模糊的陈述把台海两岸的问题推入一个无法政治解决的境地，有其不可告人的用心。
台湾：从出清国入日本到出日本入民国
讨论台湾的“领土归属”，时间线要从 1895 年说起。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把“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这一步在国际法上非常关键，因为它把台湾从当时的“清朝版图”中切出去，变成日本的正式领土，日本也建立了台湾总督府，开始殖民统治。
从 1895 年到 1945 年，整整五十年，台湾在国际法现实中是“日本帝国的海外领土”。在这段时间里，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在法理上其实站不住脚，只能算民族感情上的一句话。这一步很残酷，但必须承认：在近代条约体系里，台湾在甲午战后已经完成了一次被迫的“主权转移”。
二战后，对台湾归属影响最大的是三份文件：《开罗宣言》（1943）：美国、英国、中华民国三方首脑在开罗会议上宣示，战后要把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等归还中国。这是一份政治宣言，不是正式和约，但后来被《波茨坦公告》（1945）所“援引确认”。
《日本投降书》（1945）：日本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同意无条件投降。战后由盟军安排中华民国军队赴台受降，台湾进入“中华民国政府实际管辖”状态。
《旧金山和约》（1951）：日本与包括美国在内的 48 国签订和约，在第二条中，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的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但条文并没有明确写出“交给哪一个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签署这份条约。
《中日和约》（又称《台北和约》，1952）：日本与中华民国单独缔约，日本再一次确认放弃台湾及澎湖的一切权利，承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但同样没有用一条清楚的话写出“台湾主权归属中华民国”。
这一串文件叠加起来，形成一个微妙局面：从事实和政治立场上看：战后台湾由中华民国军政机关接收，“光复”叙事深入人心，台湾社会也普遍把 1945 年视为“回到中国”。从严谨的国际法文本上看：日本确实放弃了台湾主权，但对于“受让方”是谁，和约里留下了模糊空间。正因为如此，后来有人提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
这里要说明的是：即使有“未定论”，也不能简单说“台湾不是任何人的领土”。现实政治里，1945 年之后，“中华民国在台湾”长期行使实际统治权，这一点本身也是一种事实——只是这个“中华民国”在 1949 年后不再是许多国家承认的“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了。
内战分裂：一个中国，两套政权
1949 年，内战结束，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从那一刻起，“台湾是谁的领土”这个问题就不再是简单的主权转让，而变成“一个战败政权在其控制地区上继续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叙事：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继承”中华民国的一切权利与义务，包含领土主权。因此，在北京的逻辑里，“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自然属于自己所代表的那个“中国”。
中华民国的叙事：宪法和若干修宪文件中，仍坚持“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同属中华民国疆域”，只是在现实上，“自由地区”（台湾、澎湖、金马）无法统治大陆。也就是说，从法理文本上，中华民国仍然宣称自己是“整个中国的政府”，而不仅是“台湾当局”。
国际社会的态度自 1970 年代起发生重大变化：1971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758 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驱逐蒋介石的代表”。这一步让北京在联合国获得“中国席位”，台北退出联合国体系。1979 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承认北京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时和台北断交，但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等方式，继续维持实质关系。美国官方表述是“承认海峡两岸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自己“不挑战这一立场”，但对“主权归属”保持“战略模糊”。
这一整套操作的核心是：国际社会在外交承认上，多数转向北京，把它当作“中国”的代表；但对“台湾到底在法理上属于谁”，刻意不做裁判。各国用“一个中国政策”四个模糊字把自己包起来，既承认北京的代表权，又保留跟台北互动空间。
从这点看，“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句话，在很多西方外交语境里，并不是北京一家的说法，而是被刻意保留为一种“模糊共识”——因为一旦说成“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就等于直接否定了台北现有的政治实体和自治现实，会逼着他们在外交上做出更激烈的选择。
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句话有几层刻意模糊：它绕过了“中华民国”的存在。1945 年后接收、治理台湾的主体，是“中华民国政府”，而不是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却不明确是哪一套“中国”，等于用“中华民族—中国历史”这块大布，把“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一段具体历史遮住了。
它把战后条约中的模糊，拿来当作自己的证据。北京一再引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来证明“台湾已经回到中国”，却很少正面回应《旧金山和约》以及台湾地位未定争议中那些不那么方便的细节。用“回归中国”四个字概括一切，省去了对“哪一个中国”的解释。
它把内战结果包装成“国家主权未完成统一”。在北京的话语里，两岸关系被定义为“内战遗留问题”，台湾问题是“国家统一尚未完成的问题”。这样一来，国共内战的性质就从“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变成“中央政府与局部割据势力之间的冲突”。这一转化，本身就是通过“谁代表中国”这个前提来完成的。
台湾究竟是谁的领土？
把上面的历史线拉通，可以看到几个层次：从战后接受与治理的事实看：1945 年以后，台湾由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并持续治理至今。无论是“光复台湾”还是“战后占领再移交”，在现实上，台湾的行政体系、法律体系，一直属于中华民国那一套。
从“谁代表中国”这个问题看：1949 年前，毫无疑问是中华民国。1949 年后，内战导致政权分裂。1971 年以后，联合国和大多数国家在法律意义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北京主张：既然自己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台湾自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尚未统一的部分”。
台北早年主张：中华民国仍然存在，主权不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当然是中华民国的领土。部分国际法学者提出：日本放弃台湾主权后，并没有通过正式条约把主权交给任何单一中国政权，台湾实际处于一种“主权归属争议未决但事实治理稳定”的状态。
回到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这个命题。严格从现实权力结构说，基于现实的客观判断有几条：谁在有效治理台湾？ 是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而不是北京。税收、警察、军队、法院、学校，都归这边管。
谁在宪法文本里写明“台湾属于本国”？ 两岸都写了。中华民国宪法把台湾视为本国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把台湾写成“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谁的这一条写法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 谁在国际间被当作“中国的代表”？ 绝大多数国家承认北京，而不是台北。各国只承认北京代表中国，但不公开承认“北京对台湾拥有主权”，而是用“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不支持台独”这些模棱两可的说法。
这样一对照，会发现：要简单回答“属于哪一国”，站在北京立场：答案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台北传统国民党立场：会说“中华民国仍然存在，台湾只有属于中华民国这一说”。站在部分台湾本土派立场：更干脆，认为台湾应有“自决权”，不应被动贴在任何一方。
从严格的国际法角度，一些学者会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台湾处于“未解决主权争议下的分裂国家结构”，现实上由中华民国在台湾行使完全治理权，名义上的主权归属则存在多种相互冲突的主张。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学术，但含义其实很直白：现实是现实，声明是声明；两岸的“领土宣示”，更多是政治表态，而不是一个由国际法院裁决过的终局定论。
如何在“历史中国”和“现实政权”之间划线
讨论“台湾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看似是条约和宪法的争执，其实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怎么区分“历史上的中国”与“当下这个统治机器”。“中国的领土”更多是一个历史—文明—文化—民族的综合概念。它可以包括晚清的版图，也可以包括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宣称的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则必须对应它有效治理、国际上普遍视为“这套政府管辖范围”的那块地。
在这次对话中，习近平说的是“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而不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表面上看，两者好像差不多，但在政治学和国际法语境里，差别非常大。“中国的领土”，可以被理解成一个“历史—文明—民族国家”的大框架。既可以包括清帝国版图，也可以包括中华民国宪法里定义的“中华民国固有疆域”，还可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拿来指自己声称代表的那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是一个严格的法定概念，只能指这个政权“有效管辖”或“主张管辖”的范围。
从现实出发，台湾目前是一个事实上的自治政治实体，有自己的宪法、军队、选举和司法体系。无论叫不叫“国家”，这一点都难以否认。台湾的这种现实地位，是在“中华民国战后接收台湾——中华民国在大陆失败退守台湾——冷战结构锁定两岸分治”这一条长线中形成的，而不是简单从某一方单方面宣布就出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强烈而持续的主权声索，这个声索在联合国 2758 号决议和绝大多数国家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得到某种间接承认；但这种承认并没有消灭台湾既有的自我治理现实，也没有在法律上解决“主权最终归属”。如果只用“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一句话，把“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历史与现实从语言里抹掉，会让问题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而不是越来越清楚。
真正负责任的说法是：台湾确实深深嵌在“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但在现实政治上，它处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套“自称代表中国”的政权之间，被历史、战争和国际格局共同推到了今天这个尴尬的位置。要解决这个问题，靠一句“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远远不够；需要的是正视历史的多重层次，承认现实的复杂性，给两千三百万人一个可以自由选择未来的空间，而不是继续用概念游戏把他们拖进别人的叙事里。
习近平与川普最近通话涉及台湾的那几句话，延续的是北京一贯的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有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可让渡权利”，对美方军售台湾提出“严正关切”。这一套话在外交公报里出现无数次了，并不新鲜。“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再次暴露出一种刻意的模糊：用“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来替代“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既借力了历史中国的情感资源，又避开了对“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正面承认，更绕开了战后条约和现实分治之间那条麻烦的缝。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当然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权叙事，但不能把它当成对问题的终极回答。这个问题不回答清楚，“领土”两个字就永远无法达成和平的共识，解决台湾问题就只有一条出路---战争。
从政治操作角度看，这种模糊对北京很有利：对国内民众，可以把所有反对声音都打成“分裂势力”“干涉内政”。对国际社会，可以用“一个中国原则”来要求各国“表态”，逼迫他们在外交承认上排队。对台湾社会，则试图制造一种心理压力：既然“都是中国人”，那台湾人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就容易被描绘成“自我分裂”。
为什么习近平要一遍一遍做这种政治表态和宣示？极权主义政权本身缺乏可验证的政绩合法性，需要一个足够宏大的“历史任务”和一个长期存在的“假想敌”，来把权力包装成“为了国家”的必须选择。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已经过去，社会内部矛盾越积越多，靠“让大家一起变富”来服人已经越来越难，只好把“国家统一”“反分裂”抬到压倒一切的高度。
这样一来，“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就不只是一句外交辞令，而是被塑造成一种持续动员的口号：对内，可以激起民族情绪，和“国家统一大业”“反分裂”这些宣传口径无缝衔接，把民众的焦虑、愤怒从房价、失业、腐败问题，引导到一个看不见又够遥远的对象身上；对外，可以把问题包装成“一个中国的内部事务”，暗示美国如果介入，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在两岸之间，这句话又刚好踩在一个“模糊地带”上——中华民国宪法和政治语言里，同样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由地区和大陆地区同属一国”，北京搭中华民国宪法的“顺风车”，宣称自己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意志。在这样的模糊的逻辑结构下，“台湾问题”就被习近平塑造成一个可以无限拉长的国家目标：统一迟迟不能完成，说明“斗争还在路上”，斗争既然还在路上，“核心”就必须长期在位，伟大事业才有“舵手”。这条逻辑，不说破，看上去就像是伟大的“历史使命”；一旦说破，就很像是一套为一个领袖终身执政量身定做的政治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