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德
最近，“中国有3.2亿灵活就业人员”这个数字在网上很火。有人把它看成新经济的胜利：外卖、网约车、直播、电商、自媒体、家政、自由设计师、独立程序员，过去必须进单位才能挣钱，现在一个人、一部手机就可以工作。也有人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3.2亿人没有正式工作，中国就业市场已经出了大问题。
所谓“2026年3.2亿灵活就业人员”，不是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的2026年官方统计数，它是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2026年6月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所作的预测。该报告估计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约2.8亿，并预计2026年可能达到3.2亿。财新报道显示，这项蓝领就业研究使用了28450份有效样本，并结合其他数据和实地调查。官方能够确认的一个重要基准，是2021年前后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约2亿。这里面的“灵活就业”本来就是一个很宽的概念，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就业以及新就业形态，并不只是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
2亿到2.8亿用了四年，平均每年增加约2000万；3.2亿又是预测值。不同年份的统计范围也可能发生变化，不能把不同报告中的数字接起来以后，再当成国家统一口径的时间序列。不过，3.2亿即使只是预测，也不是一个可以轻轻放过的数字。真正值得讨论的也不是3.0亿、3.2亿还是2.8亿，而是一个更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拥有一个规模极大的非传统就业群体。这个变化在政治经济学上意味着什么？
风险正在从企业转向个人
讨论这个问题，第一步是把几个经常混在一起的概念拆开。灵活就业不是失业。一个人每天送外卖八小时，有收入，当然是在就业；一个自由设计师一年服务十家公司，也是在就业；一个自己经营小店的人，没有工资单，却仍然创造收入和产出。国家统计局解释调查失业率时也明确指出，无论稳定就业还是灵活就业，只要在劳动力市场中提供产品或服务、创造产出，就属于就业。所以，把3.2亿灵活就业者全部解释成“3.2亿失业人口”，是错误的。
但反过来也不能说，只要被统计成就业，问题就解决了。经济学至少要再问四个问题：收入多少？稳定不稳定？有没有保障？有没有发展机会？一个月收入2万元、自己选择客户和工作时间的程序员，与每天在线十小时、收入随订单波动的骑手，都可以叫灵活就业，但两个人面对的经济世界完全不同。
这里需要区分两种“灵活”。一种是劳动者拥有的灵活：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工作、为谁工作、收多少钱，可以拒绝订单，也可以更换客户。另一种是企业拥有的灵活：需要人时叫你来，没有需求时不需要承担工资成本；价格由平台决定，任务由算法分配，劳动者却不被视为传统员工。两种都叫“灵活”，经济含义完全不同。政治经济学真正应该问的是：灵活的是谁？如果劳动者获得了更多自由，这是进步；如果只是企业变得更灵活，而就业风险被转给个人，就必须看到另一面。
传统工业经济有一种很清楚的劳动关系。企业雇一个人，通常意味着承担一组固定成本：工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甚至办公空间、培训和部分职业风险。企业生意不好，很多成本也不能立即消失。平台经济和各种项目制劳动改变了这件事。一张外卖订单出现以后，劳动才发生；没有订单，平台没有必要支付等待工资。一个公司需要设计一个Logo，可以找自由设计师，项目结束关系也结束。网约车平台可以根据需求调节司机数量，却不需要像出租车公司那样为所有司机维持长期工资关系。
从企业经济学看，这是效率提升：固定成本变成了可变成本。但任何成本不会凭空消失，它只是转移了。没有订单的风险谁承担？劳动者。生病不能工作的风险谁承担？劳动者。车辆折旧、手机、电脑、工作空间由谁承担？很多情况下还是劳动者。收入突然下降以后，谁负责？仍然主要是个人和家庭。
所以灵活就业最深的一层变化，不只是“工作方式变了”，而是生产风险的分配方式变了。国际劳工组织和经合组织近年来讨论平台劳动时都注意到同一个问题：一些所谓独立劳动者表面上属于自雇，实际上却无法决定价格、工作组织和服务规则。结果是，他们没有获得真正创业者的自主权，却承担了许多本来由企业承担的经营风险和社会保障责任。
这也是为什么不能简单把“灵活就业增加”理解成经济进步，也不能理解成经济崩溃。它更像是一次劳动关系重新定价。过去，资本购买的是一段相对稳定的劳动时间，同时承担一部分人的风险；现在越来越多企业购买的是一个任务、一次配送、一个项目。企业因此更轻，劳动者则必须自己管理更多风险。
最大的宏观问题是“不确定性”
灵活就业真正可能影响宏观经济的地方，并不只是工资高低，而是收入的不确定性。一个人这个月挣8000元，下个月也大致8000元，他很容易安排消费、贷款和储蓄。另一个人这个月挣10000元，却不知道三个月以后是10000元还是4000元，他的消费行为往往完全不同。即使两个人今年的平均收入一样，第二个人也更有理由留下一笔钱。
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预防性储蓄。但需要强调，不能因此断言“3.2亿灵活就业人员全部不敢消费”。灵活就业内部差异太大。真正可以成立的判断是：如果一个经济体中收入波动大、就业保障弱的人口比例持续增加，而社会保障不能同步适应，那么居民为了应对未来风险而增加储蓄的动力会增强。
这并不是一句网络上的推测。世界银行2025年的中国经济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对农民工、临时就业人员等群体的社会保障，可以减少家庭为了应付未来风险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消费。2025年底一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也发现，中国较高的家庭储蓄与社会保障不足、户籍带来的公共服务差异等因素有关；加强社会安全网，可以降低家庭储蓄动机并提高消费。
这就把灵活就业问题与中国今天一个更大的经济难题连起来了：内需。一笔收入拿到手以后只有两个基本去向：消费，或者储蓄。如果未来足够确定，一个家庭愿意多消费一些；如果未来不确定，就必须自己给自己建立保险。医疗可能自己准备，失业自己准备，养老自己准备，孩子教育也自己准备。个人越需要承担这些风险，银行账户就越像私人社会保障基金。
于是出现一条很重要的宏观链条：就业不确定 → 预防性储蓄上升 → 消费倾向下降 → 企业需求偏弱 → 企业扩张和招聘更加谨慎。这才是灵活就业值得从宏观经济角度观察的地方。它不一定造成这条链条，但如果保障制度跟不上，就可能强化这条链条。
工业时代建立的大部分社会保障制度，都默认一个基本人物：一个人在一家单位稳定工作。企业替他缴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险，工资按月支付，工作地点相对固定。可当越来越多人同时服务几家公司、几个平台，或者今天是司机、明天做电商、下个月自己经营，这套以“单位”为中心的保障制度自然会出现缝隙。
截至2024年底，中国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为7057万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为6615.9万人。全国人大常委会2025年底审议国务院相关报告时，也明确指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职工养老、医疗保险的比例总体仍然不高。这也是网上关于“3.2亿人以后谁来养老”的担忧里真正有价值的部分。
中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社会统筹部分具有明显的现收现付性质，个人账户则具有积累性质。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另一个是“养老金将在2029年首次出现赤字”。这个数字来自多年前的精算预测，并不是2026年的最新官方结论。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精算报告，在当时的一组人口、缴费率和政策假设下预测，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当期结余可能在2028年前后转负，累计结余可能到2035年前后耗尽。它本来是一项情景预测，用来提示改革压力，不能八年以后直接当成确定事实。此后中国已经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延迟退休等多项改革。
真正的挑战依然存在，只是不能靠一个过时年份制造恐慌。问题应该换一种问法：如果就业越来越流动，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为什么还必须紧紧跟着一家企业走？
值得注意的制度实验
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答案。中国近年来的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其实已经做了一次很有意思的制度创新。传统工伤保险建立在劳动关系上：企业有员工，于是企业缴费。可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经常不是标准劳动关系。怎么办？试点采取了一个非常朴素的办法：不再死盯劳动合同，而盯订单。
劳动者接一单，平台按照订单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用。到2026年7月，这项试点已经扩展到全国，并采用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等方式；截至2026年6月底，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到7月底累计参保人数进一步达到3458.8万人。
这个制度的意义远远超过工伤保险。它证明了一件事：社会保障完全可以从“跟着单位走”逐渐变成“跟着人和劳动走”。一个人为三个平台工作，可以三个平台分别按照他的实际劳动贡献缴费；今天送外卖，明天开网约车，账户仍然是同一个人的。未来如果技术条件允许，养老、职业伤害甚至一部分其他保障，都可以逐渐实现这种可携带的社会权益。
这可能比简单要求所有灵活就业人员自己缴纳全部社保费用，更符合新的劳动力市场。因为企业如果享受了灵活用工降低固定成本的好处，也应该承担一部分由这种用工方式产生的社会成本。这才是政治经济学里的成本内部化。
从更深处看，灵活就业增加会改变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议价关系。传统企业里，一个员工至少知道谁是老板。工资低，可以找企业；劳动时间过长，可以找企业；发生工伤，也知道责任主体是谁。平台经济以后，关系变复杂了。价格可能是算法定的，规则可能是平台定的，劳动者可能由外包公司管理。发生问题以后，平台说双方不是劳动关系，合作商说自己只是服务商，劳动者最后面对的是一个看不见的组织结构。
这就是为什么“有没有劳动合同”已经不足以判断一段劳动关系是否公平。真正应该问的是：谁决定价格？谁决定任务？谁能够惩罚谁？谁掌握数据？谁承担损失？谁能够退出而不付出巨大代价？如果一个所谓“独立劳动者”不能自己定价格，不能接触客户，收入高度依赖一个平台，又必须接受平台评价、派单和处罚，那么他在经济上可能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独立。
国际劳工组织近年的平台劳动研究，正是把劳动身份、社会保障、算法透明度和集体协商放在一起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灵活”不应该成为规避劳动责任的法律工具。真正自主经营的人，应当拥有自由；实际上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也应该得到与其经济依赖程度相匹配的保护。
政治经济学关心新的社会契约
所以，3.2亿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既不是“中国已经有3.2亿人失业”，也不能简单理解成“新经济创造了3.2亿自由职业者”。它真正提醒中国的是：劳动市场已经改变，而支撑劳动市场的一部分制度仍然保留着工业时代的形状。
过去的社会契约是：企业提供岗位，劳动者提供劳动；企业承担一部分风险，国家建立以单位就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未来的社会契约必须变成：工作可以灵活，保障不能因此消失；劳动可以流动，权益也必须能够流动。
这意味着未来政策至少需要解决几件事。社会保险要更加跟人走，而不是只跟单位走；平台只要实际组织和控制劳动，就应该承担与这种控制相匹配的保障成本；养老和医疗缴费应该允许更灵活的周期和基数，不能要求收入高度波动的人承担与稳定工资者完全相同的现金流压力；不同平台之间的就业记录、职业伤害和养老权益应该能够连续累计；算法决定收入、派单和处罚时，劳动者应该有基本的知情和申诉权。
还有一件更基础的事：把数据统计清楚后不应该只公布“灵活就业有多少人”，而应该进一步回答：其中多少人是主动选择？多少人是因为找不到稳定工作？每周工作多少小时？收入中位数是多少？收入波动多大？多少人有养老、医疗和职业伤害保障？有多少人希望转入稳定就业？只有这些数据出来以后，才能真正判断一个国家的灵活就业究竟代表更多自由，还是更多不安全。
3.2亿这个数字最容易制造两种情绪。一种是恐慌：“中国有一半人没有工作了。”另一种是乐观：“中国就业方式已经全面升级。”都太简单。一个成熟的经济学判断，不能只数有多少人“就业”，还要看这些工作的收入、稳定性、生产率、保障和议价权。而政治经济学还要再多问一句：经济转型产生的收益和风险，最后分别落到了谁身上？
如果平台得到效率，消费者得到便利，企业得到更低成本，而劳动者得到的只有“不确定”，这样的灵活就业很难长期稳定。如果劳动者既获得选择工作的自由，也拥有养老、医疗、职业伤害保障和职业上升通道，那么灵活就业完全可能成为现代经济真正有效的一部分。
所以中国真正要解决的，从来不是怎样把3.2亿人重新塞回传统单位。时代已经回不去了。真正要做的是建立一套适合新劳动世界的制度：让企业能够灵活，让劳动者也能够安心；让技术提高效率，也让劳动者分享生产率增长；让一个人即使换工作、换城市、换平台，仍然能够带着自己的社会保障继续生活。
到了那个时候，“灵活”才真正意味着自由。否则，它只是把企业的不确定性，变成了劳动者的不确定性。而一个拥有数亿不敢确定明天收入的人口的经济体，最终面对的就不只是就业问题，还会是消费问题、养老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乃至整个社会怎样重新分配风险的问题。这才是“3.2亿灵活就业”在政治经济学上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