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茂林
在接受爱德华·肯尼迪研究所终身成就奖的演说中，拜登把今天的美国称为“黑暗的日子”。当我们从电视看到上百万的联邦雇员、军人排队在救助食品银行领取食物，会意识到拜登说的“黑暗的日子”，不是虚言。拜登的这句话语境非常清楚：美国正经受对言论自由的攻击，对行政权界限的试探，以及一场拉长的联邦政府停摆。
今天的“黑暗”有一个直接的指标---华府的停摆已经成为史上第二长的停摆。之前的2018—2019年的停摆是历史最长的一次。人们现在看到另一场停摆再次冲上榜单。新闻把失薪、补助延期和航空安全的压力摆在台面上。人们把这场停摆理解为一场政治谈判，也把它理解为一次对制度的压力测试。
美国人经历过很多次“黑暗”时期。在林肯之前的岁月，美国被党争、奴隶制与分裂拖向深渊。内战的黑暗曾经把美国拖入分裂。美国人在内战中听过一次最响的民治、民有、民享的回声。国家在流血中完成了最艰难的价值重置。美国人用宪法修正案把奴隶制写成过去式。一八六五年的那几行字从此称为国家的道德地基。人们知道，这块地基是在最黑的夜里铺上去的。
美国也经历过经济的黑暗时期。在大萧条里经历了失业、挤兑和价格塌陷。失业率在三十年代初攀上历史高位。胡佛政府的工具箱显得保守而迟缓。美国人在一九三二年选择了路线更替。罗斯福把“炉边谈话”带进客厅。总统用朴素语言解释政策、修复信任、安抚恐慌。美国人也知道新政并没有立刻让所有数据回到战前水平，但美国通过立法搭好了安全网。社会保障法把一个“最低保障”的制度框架交到每个家庭手里。历史学者把那一套制度看作“从绝望走向秩序”的桥。
“黑暗的日子”也来自战争决策。越战年代的决策链条让美国社会撕裂。国会后来用《战争权力法》为未来的军事动员装上刹车。总统的战争权力从此必须面对通报与时限。历史学家把这部法律视为“从教训中写出的条文”。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恐惧政治也曾让公共生活变暗。麦卡锡主义把指控当作工具，把恐惧当作燃料。参议院在一九五四年的冬天做出了谴责的决定。国家把恐惧装回制度的笼子里。美国人看到“同侪约束”和“程序正义”如何把政治从情绪拉回规则。
政治的黑暗也曾以另一种方式出现过。尼克松时代的权力滥用几乎让“行政特权”变成护身符。最高法院用一致意见把总统挡在法治之外。参议院的“水门调查”用公开听证重建了国会调查的公信力。国会在一九七四年修订竞选经费法并设立联邦选举委员会。人们在那一刻理解了“制度如何在黑暗里自我修复”。美国人把法庭、国会与媒体的组合视为救生索。美国人也记住了那一句“总统不在法律之上”。
二十一世纪的黑暗既来自恐袭，也来自金融系统。九一一之后的《爱国者法》把政府的侦查与监控工具快速扩容。学界与权利机构紧随其后提出宪政边界的审视与批评。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机让美国再一次在悬崖边试错。财政部的TARP与国会的紧急法案成为止血包。联储与财政的组合操作抢在连锁崩溃之前。美国人在就业市场的慢复苏中学会了长期主义。社会各界也把“危机中的学习”写入行业守则与监管文本。
今天的“黑暗”与这些历史回声相互照应。拜登的讲话把黑暗的要素点了出来：第一是对权力边界的持续消耗。第二是对公共讨论的威吓与嘲弄。第三是对政府日常运转的故意绑架。人们看到这三点在今年的停摆、在对媒体与高校的斗争、在对公务体系的“辱骂政治”中反复出现。人们也看到白宫与国会的拉扯把民生当成筹码。媒体把事态称作“一种政治选择”，而不是“一场天灾”。
历史给了我们走出黑暗的路标，这个路标并不神秘。美国在黑暗里走出来的办法常常就四件事：人民会在投票里完成路线更替，法院会在关键节点上划出硬边界，国会会把教训写进新法，社会会用公民社会的网络为个人兜底。罗斯福的路边谈话提醒我们，政府需要把政策讲清楚。水门事件的教训提醒我们，立法与监管需要留下可执行的牙齿。麦卡锡的结局提醒我们，政坛需要同侪的勇气。二〇〇八年的危机提醒我们，专业机构的快速行动可以避免系统性崩坏。
但是，走出黑暗的最终决定者是选民。美国的选举制度，暂时让渡了行政管理权。中期选举，已经打响。面对黑暗时期，从所托非人的行政管理者手中拿回先前让渡的权力，是唯一的选择。中期选举，已经打响。选民要在程序上守住投票、点票与权力交接。把权力交给值得信赖，对选民负责的人。
历史上美国经历过黑暗时期。然而，国家在黑暗里学会了修法、修制与修心。人民在黑暗里学会了投票、监督与守规。政府在黑暗里学会了把权力装进盒子。社会在黑暗里学会了把分歧放回议事桌。我相信，今天的美国仍然有能力走出黑暗。人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流程，而不是放在愤怒。人们需要把希望押在规则，而不是押在救世主。人们需要把手伸向对岸，而不是伸向回音壁。历史已经给过足够多的样本。人民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复刻那些有效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