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悼念刘笑敢教授（1947-2026）
斗争哲学让中国人失去分寸、走向极端
马四维
中国现代思想有一种很强很的“彻底”冲动。彻底革命，彻底改造，彻底批判，彻底否定，彻底斗争。“彻底”这个词听起来很给力，好像不彻底就不真诚，不彻底就不勇敢，不彻底就不进步。可很多时候，“彻底”是一种危险的迷药。它让人误以为，只要把某一类人、某一种制度、某一种思想、某一段传统彻底消灭，问题就会自然解决。
现实从来不是这样。社会问题不是一根钉子，不能靠一把锤子解决。贫富差距、城乡断裂、权力失控、文化焦虑、青年失业、人口老化、民族主义上升、国际关系紧张、技术控制扩张，这些问题都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们像一张旧渔网，线头缠着线头。硬拉一处，别处也会跟着破。
两极化思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把这种复杂网状结构压成一条线。它告诉人们：问题的根源是某一个敌人，某一个阶级，某一种外来影响，某一种传统残余，某一种意识形态。这样讲很容易动员群众，也很容易制造情绪。把问题转化为仇恨，但解决不了问题。
中为哲学反对这种偷懒。它要求人慢一点，细一点，准一点。行动前先问几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根在哪里？谁会受到影响？有没有替代方案？行动到什么程度会产生反效果？这个方案看似有效，会不会只是把矛盾推到以后？
国家领导人成熟的标志，不在于天天喊口号，制造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类的“大词”，而在于有能力处理复杂的国内问题、国际问题，内政问题、外交问题。成熟不是没有冲突，而是冲突能进入制度；不是没有错误，而是错误能被纠正；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而是不同意见能被表达、比较、吸收。中为哲学的价值就在这里：它让政治从“谁消灭谁”这个对人不对事的权力运作，回到“怎样解决问题”这个对事不对人的中为轨道上来。
今天中国政治语言中，“斗争”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词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这里的“斗争”并不只指战争或暴力冲突，而是指中共在实现其政治目标过程中，应对国内外风险、压力和挑战的总体政治行动。这里的斗争观，已不只是临时性的政策表达，而是中共长期执政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一种基本政治方式。斗争被绝对化、长期化、政治化。它意味着，即使中国已经进入相对富裕和稳定的阶段，中共仍然认为自己处在持续的风险、竞争和冲突环境中，不能从革命党式的斗争意识转向单纯的行政管理。
这里的“斗争”有几个层次：一是制度斗争，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主权与安全斗争，包括台湾、香港、领土、安全和外部干涉等问题；三是发展斗争，即应对经济、科技、社会治理和重大风险；四是党内斗争，包括反腐败、纪律整顿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五是国际斗争，即在国际竞争和中外关系中反对外部压力、制裁和“强权政治”。
斗争如果只是工具，它有边界。什么时候斗争，斗争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式斗争，斗争之后怎样恢复社会关系，都要判断。斗争一旦变成哲学，就会吞掉边界。世界会被分成敌我，不同意见会变成敌对立场，政策讨论会变成忠诚测试，社会治理会变成不断寻找敌人的过程。这正是刘笑敢所反对的两极化政治心理和行为。
斗争哲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力，也造成长期而深刻的社会伤害，是因为“斗争”没有停留在工具层面。它逐渐上升为一种价值，再进一步变成一种信仰。斗争由解决问题的手段，变成衡量人的道德标准，最后变成解释历史、社会和人性的最高原则。
斗争哲学最擅长制造清晰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谁先进，谁落后，谁正确，谁反动，一眼就能看清。它给人一种智力上的轻松。可这种轻松，是把现实切碎以后得来的。一个人被贴上“敌人”标签，就不再是一个有经历、有痛苦、有复杂动机的人。他变成符号。符号可以被攻击，可以被羞辱，可以被消灭。政治也就从处理问题变成处理人。
中国现代史已经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各种政治运动中，许多原本可以通过制度、法律、政策和公开讨论解决的问题，被推成敌我斗争。人们不讨论事实，只忙着表态；不分析原因，只急着站队；不寻找方案，只证明自己忠诚。结果是社会互相伤害，真实信息被压抑，人人学会说假话，权力也越来越听不到真话。
中为哲学对斗争哲学的批评，显示更深的政治清醒。它提醒人：并非所有矛盾都是敌我矛盾，并非所有批评都是颠覆，并非所有不满都是外部操纵，并非所有差异都要统一。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能力区分这些东西，就会把普通问题越弄越大，把小矛盾推成大冲突。
中为要求恢复区分能力。要区分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区分社会批评和政治颠覆，区分文化差异和敌对势力，区分人民真实需求和宣传中的人民，区分制度改进和权力保卫。没有这些区分，治理就会越来越粗糙。粗糙的治理短期看似有力，长期一定伤害社会肌体。
医生不能只会开猛药。病人有发烧，有失眠，有骨折，有慢性病，也有心理创伤。每一种病都需要不同方法。国家治理也是这样。腐败需要监督和法治，贫富差距需要分配改革，青年困境需要教育、就业和社会流动，舆论焦虑需要表达渠道，文化冲突需要开放讨论，外部压力需要外交智慧和产业能力。若所有问题都交给“斗争”，那不是政治成熟，而是治理退化。
中国今天的公共生活，非常缺乏分寸感。社交媒体把公共讨论推向快、狠、短。事件一出来，马上要判断；人物一出现，马上要定性；观点一说出，马上要分阵营。越极端越容易传播，越愤怒越容易被看见，越复杂越容易被嫌弃。于是很多人不再讨论问题，只是在表演立场。
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问题。可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公共讨论长期受到政治边界、审查机制、宣传语言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共同影响。许多议题不能充分展开，许多声音不能自然表达。结果不是矛盾消失，而是讨论变形。该讨论制度时，转去骂个人；该讨论政策时，转去骂外国；该讨论事实时，转去表忠诚。
这种环境下，分寸感更难形成。分寸感不是天生的，它需要训练。一个人要有分寸，必须能接触多种信息，听到不同声音，看到他人处境，也能在犯错后被纠正。一个社会要有分寸，需要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需要相对独立的学术空间，需要可以争论的公共平台，需要法律保护表达边界，也需要基本的事实共同体。
没有这些东西，分寸感就会退化。人们要么犬儒，要么激进；要么沉默，要么爆炸；要么完全相信官方叙事，要么完全相信阴谋论。两极化不是因为人太会思考，而是因为人失去了正常思考的条件。
中为哲学对当代中国的价值，就在于它可以重新训练公共判断。它提醒人们，判断一个事件，至少要分开四层：事实是什么，价值是什么，情绪是什么，后果是什么。事实不清时，不急着定罪。价值清楚时，也不能用价值压倒所有事实。情绪可以理解，但不能让情绪直接指挥行动。后果必须计算，因为政治和社会行动不是写诗，代价总要有人承担。
这套判断能力，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太习惯宏大话语，也太习惯把具体人的痛苦放在大叙事后面。中为哲学会把人重新带回理性中道中来。它会问：政策代价由谁承担？被牺牲的人有没有说话机会？弱者能不能被看见？一个宏大目标有没有压坏普通人的生活？一个社会如果连这些问题都不问，就算口号再漂亮，也谈不上成熟、更谈不上“伟光正”。
中国需要中为哲学，还因为中国社会正在承受多重压力。经济增长放缓，青年机会减少，社会流动变窄，人口结构变化，地方财政压力上升，国际环境紧张，技术治理深入日常生活。这些压力叠在一起，最容易制造极端情绪。有人怀旧，觉得过去一切都好；有人激进，觉得必须彻底推倒；有人民族主义化，把内部问题都解释为外部敌人；有人犬儒化，觉得什么都没救。
这些反应虽可理解，却不成熟。中为哲学要求中国社会重新学习复杂性。经济问题不能只靠刺激，也不能只靠管控。共同富裕不能变成劫富，也不能停留在口号。产业政策不能只靠行政意志，也不能放任资本无边界扩张。科技发展不能只追求效率，也要保护人的自由和隐私。教育不能只培养服从，也要培养判断。爱国不能只靠情绪，也要靠制度让人有尊严地生活。
中国也需要中为哲学来修复改革语言。改革在过去几十年里曾经是最有活力的词。它意味着打开、试验、纠错、向前走。后来，改革有时变成技术性词汇，有时变成利益调整的包装，有时又被激进者批评为不彻底。中为可以帮助改革重新找回分寸：改革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只改别人不改自己；不是一口吃成胖子，也不是原地不动；不是为了迎合外部压力，而是为了让社会更公正、更自由、更有活力、更能自我纠错。
中国还需要中为哲学来重新理解国家力量。国家力量当然重要。没有国家能力，很多公共事务做不成。防灾、基建、教育、医疗、产业升级、社会保障，都需要国家组织能力。可国家力量如果没有边界，也会压伤社会。中为并不反国家，它要求国家有分寸。该做的要做，不该伸手的要收。保护公共利益时不能缺席，尊重个人生活时不能越界。真正高明的国家能力，不是管到每个角落，而是让社会有能力自我运转。
中国更需要中为哲学来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今天中国一方面强调传统文化，一方面又处在高度现代化、数字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之中。传统被不断调用，但很多时候只是符号。穿汉服、背古文、讲国学，不等于真正理解传统。真正的传统转化，是把古代思想中仍有生命力的部分，变成现代公共生活的资源。比如中庸的合宜，老子的知止，庄子的开放，儒家的责任，道家的反强制，都可以进入现代社会。但等级服从、父权压迫、权力神圣化，必须被批判。中为正是这种转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