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新野蛮时代
——从亚历克斯·普雷蒂之死看失控的国家暴力
李广林
两声枪响：从古德到普雷蒂
2026 年 1 月，明尼阿波利斯这座中西部城市，在不到三周内听到了两次同样的枪声。第一次，是 1 月 7 日。37 岁的古德（ Joanne Renee Good） 在一次联邦移民执法行动中，被国土安全部下属的边境执法人员开枪打死。官方说法是她驾车“试图冲撞警员”，必须“立即制止威胁”；但家属和在场者坚持，她只是试图倒车离开，被突然逼停、围堵，最后在慌乱中被射杀。
第二次，是 1 月 24 日。37 岁的重症监护室护士 亚历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在街头拍摄联邦移民执法行动时，被多名全副武装的特工扑倒在地，随后在镜头前被连开十枪。根据《独立报》对现场视频的整理，普雷蒂当时已经被压制在地，身边聚集了至少五名联邦特工，有人喊了一声“枪”，紧接着另一名特工拔枪连射，直到他一动不动为止。
普雷蒂是退伍军人医院的 ICU 护士，也是美国公民，没有犯罪纪录，依法登记携带枪支。《星坛报》记录了家属的说法：他当时拿着的是手机，而不是武器。他会上街，是因为对两周前古德之死感到愤怒与悲伤，希望用镜头留下证据。
官方的第一份通报却一如既往：嫌疑人“暴力抗拒逮捕”“试图拔枪”，特工“出于自卫开枪”。与古德案一样，官方叙述与现场视频、目击证词之间存在明显冲突。一个城市，两个普通人，一前一后倒在同一支联邦移民武装力量的枪口之下。这已经不只是个别“执法事故”，而是一个制度性问题的集中爆发。
古德是一位母亲，平日开网约车维持生计；普雷蒂 是重症监护室护士，每天给退伍军人做生命护理。他们既不是毒枭，也不是持枪抢匪，却在联邦移民执法部门的枪口之下丧命。
这恰好暴露了当下美国国家暴力的一个特征：暴力从边境、战场慢慢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蔓延。国土安全部调动边境巡逻战术小组、移民执法特工进入城市街区，本来只是执行逮捕令、抓“非法移民”，却一步步把这种行动变成带有军事色彩的“治安战”。
在这种场景中，技术上说，特工执行的是“行政执法”，但装备却是作战级别：突击步枪、防弹衣、战术头盔、闪光弹——几乎与海外反恐行动无异。一旦在这样高度紧绷的状态下，把本地街道当成“敌对环境”，任何噪音、任何快速动作都可能被视为对权威的威胁。
古德只是试图驾车离开，普雷蒂在视频里则是弯腰去扶被喷辣椒水的人。对处在肾上腺素爆棚状态的特工来说，这样的动作被解读成“冲撞”“掏枪”，按下扳机就有了“合理理由”。他们代表的事国家暴力，至于这些人本来是谁，从事什么职业，是否有犯罪记录，已经不重要。国家暴力往往不是直接冲着“恶人”来的，而是先砸在这样最普通、最无防备的身上。
恐惧如何扭曲枪口
这些年，美国警察和联邦执法部门的培训中，有一句几乎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话：宁可事后向法官解释，也不要事前冒一丝风险。用更白的话说，就是“先开枪，再说理”。
联邦法院在大量判例中，给执法者留下了宽松的“主观恐惧”空间：只要能够证明当事警员“合理地感到生命受到威胁”，即便最后证明嫌疑人根本没有武器，开枪也往往被视作“合规”。 于是，枪口真正指向的是执法者自己的恐惧，而不是现场的客观危险。
普雷蒂之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视频显示，他已经在地上，被几名特工压住手脚；有人喊了一声“枪”，另一个特工立即将这一声呼喊当成事实，毫不犹豫开枪。那一刻，扳机并不是因为看见了枪，而是因为听见了“枪”这个词——恐惧在信息传递过程里被放大，再放大。
这种恐惧，并不只是个人情绪。它背后有更深的文化背景：执法机构长期把移民、抗议者、少数族裔和“潜在的暴力威胁”捆绑在一起，训练中不断反复播放“袭警”的极端个案，以此强化“必须先下手为强”的本能。
人心一旦习惯这样运作，和平示威者、路边围观者、试图用手机记录现场的市民，在特工的视野里就很难还是“公民”。他们变成了“可能袭击的目标”“可能夺枪的人”，于是对方哪怕只是一声喊叫、一个自然的身体移动，都足以触发致命反应。
科技越发达，武器越精准，恐惧却没有减半。相反，现代技术给人的错觉是：只要按下扳机，就能把“危险”干净利落地清除掉。代价则由别人的生命来支付。
从印第安人到“非法移民”：历史的长阴影
把视线拉长，这种暴力逻辑在美国并不新鲜。五百多年前，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岛。紧随其后的，是更大规模的欧洲殖民者。带来的不仅是火绳枪和钢刀，还有天花、麻疹、流感等“旧大陆疾病”。历史学界普遍估计，美洲原住民人口在 16 世纪到 19 世纪之间锐减了 80%—90%，其中大部分死于疾病，其余死于战争、强制迁徙和饥饿（Crosby; Thornton）。
此后几百年里，从“拓荒者”到“天命昭昭”，从夺地战争到印第安人保留地政策，美国国家机器在原住民身上练习了如何把“他者”从法理与现实当中同时抹除：先把对方塑造成“野蛮人”，再把暴力包装为“文明的自卫”。
今天的场景当然不同。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多族裔民主国家，有宪法、有选举、有司法审查。但旧时代的逻辑，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野蛮人”的标签换了对象，从印第安人、黑奴，延伸到墨西哥移民、中美洲难民，以至任何看上去“不属于这里”的人。
联邦移民执法机构——不管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还是边境巡逻队及其战术小组——都在这种逻辑下扩张。它们名义上是执行移民法，实质上却越来越像一个在国内推行“人口筛选”的武装机构：谁被认定有资格留下，谁必须被驱逐乃至用暴力“排除”，由它们说了算。
当普雷蒂在街头质疑这些行动，拿出手机拍摄，实际上是在挑战这种权力。而挑战往往被视为“挑衅”，被视为“威胁”，于是子弹就飞了出来。
白人的人口焦虑与“新野蛮时代”
如果国家暴力只有“安全”这一个理由，解释力其实并不够。更深层的动力，是一种遍布美国白人社会的“人口焦虑”。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预测，到 2045 年左右，非西班牙裔白人将在全国人口中降到 50% 以下，美国将正式成为“没有任何单一种族多数”的社会（U.S. Census Bureau）。 对很多习惯了把自己视为“天然多数”的白人群体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这种焦虑在政治上被包装为“被替代的恐惧”“治安危机”“边境失守”，在极端版本里甚至演变成所谓“伟大替代”阴谋论：有人相信，精英故意引进有色移民，就是为了稀释“真正美国人”的力量。
在这样的叙事里，移民不再是一个个有名字、有脸、有家庭的人，而是一股模糊的“浪潮”“洪水”。国家暴力于是被描绘成“筑堤”，只要挡住这股洪水，美国就能保持“原样”。问题在于，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原样”。从清教徒登陆到黑奴贸易，从爱尔兰移民到华工，从欧洲犹太人到亚洲战争难民，每一波新来的群体都经历过被污名化、被管控、甚至被暴力对待的过程。原样一直在变，只是掌权者总习惯把自己的当下，视作唯一的正常。
当人口结构的变化叠加上信息时代的焦虑，国家暴力就容易被当成一种“维持秩序”的捷径。对一些人来说，甚至出现一种危险的想法：如果当年可以用枪炮和疾病把印第安人赶走，今天为什么不能用“强硬执法”把不喜欢的少数族裔压下去？
科技进步，人性倒退
在古德和普雷蒂之前，美国已经有太多警察或联邦执法人员对黑人、拉美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开枪的案例。不同的是，这两起事件发生在围绕移民执法的街头抗议中，被枪杀者与抗议行动本身密切相关。
古德是路过 ICE 行动现场的普通网约车司机，却在混乱中被卷入；普雷蒂 则是明确的示威者，站在反对联邦移民镇压的一边。这让问题变得更尖锐：在执法者眼里，和平示威者到底是合法的政治参与者，还是“潜在的暴力分子”？
从现场视频看，普雷蒂没有试图袭击特工，没有举枪指向任何人。他的动作是弯腰扶人，是试图缓和暴力，而不是制造暴力。《独立报》指出，他在被扑倒前“似乎一直在大声劝阻特工不要继续喷洒辣椒水”，这与“暴力抗法”的说法完全不符。
现实却是，只要特工在报告里写下“嫌疑人试图夺枪”“嫌疑人向我冲来”，法律和舆论的天平往往会向执法者那边倾斜。和平示威者与“潜在恐怖分子”之间的那道线，并不是由行为划出的，而是由执法者的主观判断划出的。这就是国家暴力的可怕之处。它看似在惩罚“行为”，实则在惩罚“身份”和“立场”。今天可以用在移民抗议者身上，明天就可能用在其他不合时宜的人身上。
相比几个世纪前，今天的美国有高速公路、卫星通讯、智能手机和随身摄像头。执法过程越来越透明，几乎一切都可能被记录、上传、传播。但是，科技并没有自动带来更大的克制。相反，在古德和普雷蒂两案中，正是民众手里的视频，让外界看到官方通报与现场情况的落差。若没有这些镜头，这些死亡很可能被简单写进“暴力抗法”“威胁执法人员生命”的统计表。
科技改变了暴力被看见的方式，却没有改变暴力产生的根源。扳机仍然由人的情绪、偏见、训练背景来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美国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野蛮时代”：不是因为没有法律，而是因为法律允许恐惧凌驾于事实之上；不是因为没有技术，而是因为技术更多地被用来巩固权力，而不是约束权力。
更扎心的是，现场证词不断浮出水面。一位目击者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她的朋友保存了全部视频，并把细节告诉了她：特工先把普雷蒂身上的枪夺走，随后在他已经被按倒、失去反抗能力的情况下，近距离连开数枪将其击毙。换句话说，他是在合法佩枪、武器被夺走之后被打死的，自始至终没有掏出藏在怀里的枪。科技越来越先进，人性却倒退到禽兽不如，这才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从殖民暴力到制度改革：路在何方
古德和普雷蒂已经无法复生，留在人们手中的，只有录像、证词和愤怒。愤怒如果只停留在情绪层面，很快会被新的新闻淹没。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如何把这两起案件变成制度改革的起点。
联邦移民执法力量在国内的武装行动必须被大幅收紧。边境巡逻战术小组、ICE 执法行动在城市内部的“突击”，本质上把针对战争和跨国犯罪的工具，移植到了普通社区之中。要减少类似悲剧，最直接的做法，就是让这些高度军事化的单位远离日常治安，把移民执法重新牢牢放回司法和民事程序。
执法者的“主观恐惧”不能再成为开枪的通行证。现有的法律标准过于宽泛，几乎允许任何开枪行为事后被包装为“合理”。如果没有更严格的证据要求、独立调查机制和对违法开枪的真实追责，任何培训、任何“改进方案”都会流于形式。
社会需要正视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心理冲击。白人将逐渐失去“多数”地位，这是人口学的趋势，而不是谁在后台操控的阴谋。把这种变化理解为“被替代”，只会加剧极端化，把国家暴力推向更危险的方向。真正值得追求的，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分享权利与安全的多族裔民主，而不是靠枪口维持某种过时的特权。
古德和普雷蒂的故事提醒人们：真正的文明，不是有没有高楼大厦、有没有人工智能，也不是武器是不是精确。文明的核心，是一个社会如何对待最脆弱、最边缘的人，如何对待那些站出来说“不”的普通公民。
从印第安人的血泪，到黑人被私刑绞死，再到今天移民抗议者倒在联邦武装的枪下，美国历史中的暴力从未真正远去，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换了一套说辞。科技可以把这些暴力记录得更清楚，却不能替人做出更好的选择。
人性在千年里并没有自动升级。贪婪、恐惧、偏见仍在，但人也有另一面：同情、公义、对真相的执着。古德之死激起了明尼阿波利斯的抗议，普雷蒂 之死又让更多人愿意站出来，把手机对准国家暴力的现场。
这一切并不足以让历史立刻转弯，却足以说明，新的野蛮时代并不是注定的结局。国家暴力可以一再升级，但只要有人愿意把每一个被射杀者的名字记住，愿意在城市街头为陌生人的生命停下脚步，这个社会就还有机会从暴力的惯性中挣脱出来。
古德和亚历克斯·普雷蒂的名字，会在很长时间里被人提起。每一次提起，都是对那一声枪响的追问：谁有权力在光天化日之下剥夺别人的生命？又是谁，把这样的权力给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