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四维
现代文明的操作系统中，真正决定性的动作，是资本流向、制度成本、人才聚散，以及物理层面技术迭代。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学者，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奠基人物之一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最有名的概念是结构力（结构性权力 / 结构权力structural power）。“结构力”不只是国家直接命令他人的能力，更是塑造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的能力。简单讲，就是一种“不一定直接命令别人，却能决定别人选择空间”的权力。比如谁控制金融体系、生产体系、安全体系和知识体系，谁就能在更深层影响世界运行。
苏珊·斯特兰奇在《国家与市场》（States and Markets）中把结构力分成四个主要结构：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后来很多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沿用这个框架。也就是说，真正的大国权力，不只是军舰、导弹和总统讲话，而是能不能决定别人怎样融资、怎样生产、怎样学习、怎样创新、怎样承担风险。
结构力有两种：一种是开放结构产生的吸附力；一种是封闭结构产生的动员力。 美国过去最强的是前者。中国现在变强的，多是后者。前者慢，但容易形成信任；后者快，但容易积累内伤。真正的问题不只是“中国是不是正在获得结构性权力”，而是：这种结构力是可持续的，还是靠制度压强硬撑出来的？
中国现在追求的，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强大”，而是在争夺现代文明底层结构的设置权。它要让资本围着它转，让产业链离不开它，让人才进入它设计的体系，让技术迭代沿着它能控制、能组织、能动员的方向走。说得直白一点：中国不是只想做世界工厂，也不是只想做一个大市场。它更想成为一个别人绕不开的结构。
资本流向：谁能决定钱去哪里，谁就决定未来
斯特兰奇 的结构力的第一要素是金融结构。金融不是经济的配角，而是决定谁能获得信用、谁能承担风险、谁能把未来提前变成今天行动的装置。现代国家竞争，表面上看是工厂、芯片、军备，底层其实是信用分配。
中国一党制的优势在这里很明显：它能把资本按国家目标重新调度。房地产不行了，可以转向新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先进制造。地方政府、国企、政策性银行、产业基金、监管部门，都可以被纳入同一个方向。美国企业要说服市场，中国政府可以直接改写市场的预期。这是中国制度最有力的一面。
这不是抽象判断。WIPO 的《全球创新指数2025》显示，中国首次进入全球创新指数前十，排名第十，并在专利申请、高技术出口、研发支出和创新集群方面表现突出；深圳—香港—广州、北京等创新集群正在成为全球技术竞争中的重要节点。 这说明中国已经不只是靠低成本劳动力嵌入全球体系，而是在试图把资本、技术、供应链和市场一起重新组织。
但资本被组织起来，不等于资本真正安心。中国制度的强项是“集中”，弱项也是“集中”。当政治目标压过市场信号，资本会变得很听话，但也会变得很谨慎。外资下降、民企预期摇摆、地方债压力、房地产后遗症，都是这种结构力的另一面。美国国务院2025年投资环境报告提到，2024年中国外商投资下降27.1%，是2008年以来最大降幅之一；同时，外企对监管不确定性和市场准入问题仍有担忧。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中国能够把资本推向战略产业，却未必能让资本自然相信制度。它可以把钱集中到某些方向，却很难完全消除企业家心里的问题：政策会不会突然变？监管边界在哪里？今天被鼓励的行业，明天会不会被整顿？资本最怕的不是税高，而是规则不稳定。税高可以计算，规则变脸很难计算。
美国的问题正好相反。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深的金融市场，美元仍然是国际储备和支付体系的核心。IMF COFER 数据显示，2025年第四季度美元仍占全球外汇储备约56.77%，人民币约1.95%；SWIFT 数据也显示，人民币在2025年全球支付中仍排名第六，份额远低于美元。 这说明美国金融结构的根基还很深，中国还没有真正替代美元体系。
可是，美国的问题是，金融结构强，政治结构却越来越耗损它的信用。债务上限、政府关门、两党恶斗、法院政治化、预算长期失序，会不断提高制度成本。资本不一定马上离开美国，但它会开始给美国政治风险重新定价。美国过去最大的结构性权力，就是让全世界相信：这里的规则即使吵，也不会坏。现在的问题是，吵架本身正在变成规则的一部分。
人才聚散：真正的国力，是聪明人愿不愿意留下
人才是斯特兰奇所说“知识结构”的核心。知识结构不是学校排名那么简单，而是谁能决定知识如何生产、如何认证、如何转化成技术、如何进入产业和国家能力。
中国这二十多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从“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它不只是人多，而是理工科人才、工程组织、供应链工人、制造业经理人、地方招商干部、产业政策专家，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技术共同体。Nature Index 2025 的相关数据和说明显示，中国在高质量自然科学论文产出上继续快速上升；WIPO 也指出，中国在创新产出、专利申请和创新集群方面表现突出。
这是一种非常硬的结构力。今天的产业竞争，不是一个天才在车库里发明东西就能赢。新能源车、光伏、电池、无人机、通信设备、工业机器人，都需要完整产业生态。中国最强的地方，恰恰是把人才放进产业链，而不是只放进实验室。它有大量工程师，也有大量能把图纸变成产品、把产品变成产能、把产能变成价格优势的人。
但人才也有另一个问题：人才不仅追求机会，也追求空气。这里的“空气”不是政治口号，而是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自由讨论的空间、失败后还能再来的社会气氛。中国能培养和吸纳大量技术人才，却也可能因为政治控制、学术边界、言论风险、民企不确定性，让一部分最具原创性的人才保持距离。工程型创新可以在强组织中快速推进，但基础科学、原创理论、颠覆式技术，往往需要更多自由碰撞。
美国的优势正好在这里。美国大学、实验室、资本市场、移民体系、创业生态，长期吸引全球人才。它让很多聪明人相信：我可以来这里读书、创业、失败、再来一次。这是美国最深的结构性权力之一。它不只是美国培养了人才，而是美国能把别人的人才变成自己的结构资源。
可是，美国也在损耗这份优势。移民政治化、大学经费争议、对科研合作的安全审查、党派文化战争，都在改变全球人才对美国的感受。V-Dem 2026 报告甚至认为，美国在2025年底失去了长期以来的“自由民主”地位，报告把西欧和北美民主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指向美国的持续“威权化”趋势。这个判断当然有争议，但它至少说明，国际学界已经把美国制度风险当成严肃问题，而不是普通党争。
人才最怕什么？不是竞争，而是不确定。中国的不确定来自权力边界；美国的不确定来自政治撕裂。一个是“上面会不会突然变”，一个是“国家会不会一直乱”。两边都在消耗人才信心，只是方式不同。
技术迭代：谁掌握物理世界的升级速度，谁就掌握下一轮结构权力
物理层面的技术迭代是结构力的四足鼎力之一。今天很多人谈权力，容易陷在叙事、价值观、宣传战里。但大国竞争最后要落到物理世界：电池密度、芯片制程、电网容量、港口效率、机器人精度、材料强度、卫星数量、算力成本、工业软件、供应链响应速度。
中国现在最强的结构力，正是在这里。它把技术迭代放进制造体系里，而不是只放在论文和风险投资里。一项技术只要能进入中国的产业链，就会被快速试错、快速降本、快速规模化。西方常把创新理解为“从0到1”，中国更擅长的是“从1到100万”。在现代工业竞争中，这同样可怕。
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 把十大战略产业作为国家目标，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美国国会相关评估也指出，这一政策目标在于推动中国进入全球价值链上游，并在战略产业中建立制造优势。
这就是中国一党制的另一种结构力：它能把技术目标、产业资本、地方政府、大学、国企、民企、采购市场放在同一张大图里。西方看起来常觉得这是“国家补贴”或“不公平竞争”。这当然有道理。但从结构性权力角度看，它更像是一种国家级技术组织方式。它不只是补贴企业，而是在改写产业生态的重力场。
美国仍有顶尖原创能力。AI、半导体设计、生物科技、航空航天、基础研究，美国依然强大。问题是，美国的技术结构越来越被政治结构拖住。产业政策要过党争，基础设施建设受地方、环保、诉讼、预算、党派冲突影响。美国能发明很多东西，但不总能快速制造出来。中国不一定最先发明，但常常能最快把技术变成产能。
这里就出现了中美结构力的分野：美国的强项是原创生态，中国的强项是组织迭代；美国强在开放网络，中国强在产业闭环；美国强在思想和资本的自由组合，中国强在国家目标与制造能力的合并。
哪一种更强？短期看，中国在很多实体产业上更快。长期看，若缺少开放知识环境，中国的原创能力可能遇到天花板。美国如果继续政治内耗，也可能把自己的原创优势浪费掉。真正的竞争，不是“民主一定赢”或“专制一定赢”，而是谁能减少自身制度的副作用。
一党制的结构力：强在动员，弱在制衡
中国是不是正在取得斯特兰奇所说的结构性权力？我的回答是：在若干关键结构上快速取得。
在生产结构上，中国已经是全球制造中心，而且不只是低端制造。它在新能源、光伏、电池、电动车、工业设备、部分通信技术和基础设施能力上，具有很强的系统优势。在知识结构上，中国正在扩大科研产出、工程人才和技术专利能力。在金融结构上，中国有巨大国内金融动员能力，但人民币还远未取代美元。在安全结构上，中国军力和地区影响力上升，但全球盟友网络、海外基地、金融制裁能力和国际制度塑造能力，仍不能与美国相比。
中国还没有在结构力上占上风；中国不是已经赢了，而是正在把几个关键结构焊接起来。它把生产、技术、资本和国家意志绑得越来越紧。这种结构力的效率很高，但也有一个危险：一旦方向错，纠错成本也很高。
一党制不受制衡，最可怕的不是“它做不了事”，而是“它太能做事”。权力太集中时，国家可以把正确战略执行到底，也可以把错误战略执行到底。制度制衡的价值，常常在平时显得烦，在灾难前才显得珍贵。它像刹车，平时让车跑得不够爽，关键时刻能救命。
中国今天的问题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能力太集中以后，社会很难问一句：“这条路是不是该停一下？”当市场、媒体、学术、司法、地方社会都难以形成真正独立反馈时，国家机器会越来越依赖最高层的判断。一旦判断准确，效率惊人；一旦判断失误，代价也惊人。
这就是中国结构力的两面：它能制造奇迹，也能制造巨大的沉默。
两党制的结构力：强在约束，弱在失灵
美国宪政制度过去的结构力，不是因为它高尚，而是因为它可预测。总统不能随意没收企业，法院能约束政府，媒体能揭丑，大学能争论，资本能反对，地方能抵抗，反对党能等待下一次选举。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形成了美国制度的“可信承诺”。
可信承诺很重要。全球资本为什么愿意买美国国债？人才为什么愿意去美国？企业为什么愿意在美国上市？不只是因为美国有钱，而是因为人们相信美国制度不会轻易把规则变成个人意志。美国真正的结构性权力，不只是航母和美元，而是“规则大体还算数”。
但现在，美国的问题是，两党制正在破坏这种可信承诺。宪政制衡本来要防止权力闭环，现在却被党派战争改造成永久动员。选举不再只是选择政策，而变成身份战争；法院不再只是解释法律，而被视为党派战场；媒体不再只是监督权力，而变成阵营武器；国会不再只是立法机构，而常常变成否决机器。
自由之家2026（Freedom House 2026） 仍把美国评为“自由”国家，但美国得分从上一年的84降到81；报告给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分数也显示，美国民主质量正承受压力。 这说明美国制度还没有崩坏，但它的结构性信誉正在下降。
这里的关键不是“美国两党制不好”。两党竞争本来可以让政策轮替、利益表达、权力受限。问题是，当两党把对方看成国家敌人，而不是合法竞争者，制衡就会变味。宪政制度靠规则，也靠习惯。规则写在纸上，习惯长在人心里。人心坏了，纸上的制度还在，但运行起来会越来越吃力。
所以，美国今天不是缺少制衡，而是制衡过度党派化。中国的问题是权力太顺；美国的问题是权力太卡。一个像高速列车，刹车不够透明；一个像老旧机器，零件互相咬死。两个系统都在展示结构力，也都在暴露结构病。
制度成本：一党制PK两党制
制度不是免费的。民主有民主的成本，专制有专制的成本。美国的成本摆在桌面上：选举贵，国会吵，法院挡，总统换，政策反复。中国的成本常常藏在桌子下面：信息上行困难，地方层层加码，纠错依赖最高层判断，社会压力没有正常出口。
一党制最大的结构力，是降低决策摩擦。它不需要在两党之间反复谈判，不需要面对独立国会的长期阻拦，也不需要担心反对党通过选举直接推翻国家战略。高铁、港口、电网、5G、新能源车、光伏、产业园区，这些大规模工程，都能在这种体制下迅速推进。中国能在制造业上形成全球规模优势，与这种制度动员能力有关。CSIS 的 ChinaPower 项目指出，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4.66万亿美元，占全球约28%，超过美国、日本、德国三国总和。这就是一党制的“结构速度”。它像一台巨大的工程机器，只要方向定了，就能很快铺开。
但制度成本不会消失，只会换地方出现。美国的成本是“看得见的争吵”，中国的成本是“看不见的纠错”。美国的问题会在国会听证、媒体调查、法院诉讼、地方抵抗中暴露出来；中国的问题往往到很大以后才暴露。房地产过度依赖、地方债、青年就业压力、人口老龄化、消费不足，都是长期结构积累的结果。IMF 在2025年对中国经济的评估中强调，中国需要把政策重心从低效投资转向消费支持、房地产修复和结构改革，以缓解国内失衡和通缩压力。
也就是说，中国制度不是没有制衡，而是制衡更多发生在党内、行政内部和政策反馈系统中。它不靠公开竞争来纠错，而靠组织内部调整来纠错。这套机制在技术官僚强、目标清楚、社会愿意配合时很有效；但当问题牵涉利益集团、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和领导人判断时，纠错就会变慢。因为承认错误，不只是技术问题，也是权力问题。
美国两党制原本是另一种结构力。它的价值不只是“互相反对”，而是让权力不能轻易完成闭环。总统想做一件事，要过国会；国会想做一件事，要受法院审查；州政府、媒体、公民组织、企业、大学，也都能制造阻力。这个制度很烦，但它的本意就是让权力烦一点。权力太顺滑，公民就不安全。
可是，当两党制从“制衡”变成“否决”，结构力就会变成结构内耗。Pew 2025年数据显示，只有17%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总是或大多数时候信任华盛顿政府，这是近几十年来的低点之一。Pew 对社会信任的研究也指出，两党支持者对对方越来越负面，党派敌意与社会信任下降有关。
这就是美国今天最危险的地方：宪政制度还在，但两党正在把宪政程序当作党争武器。制衡本来是为了防止权力滥用，现在却常被用来让政府不能正常工作。制度不是被废掉的，而是被一点点磨损。像一把好刀，不是断了，而是钝了。一党制VS两党制：真正的比较是谁更能纠错
把中美放在一起看，最重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口号，而是纠错能力。中国一党制的优势，是能长期押注。它可以用十年、二十年做产业升级，不必每四年推倒一次。它能把国家目标变成资本方向，把资本方向变成产业布局，把产业布局变成技术迭代。这种结构力非常强。尤其在新能源、制造业升级、基础设施和工程型技术上，它已经取得明显成果。但中国的弱点是，纠错过度依赖内部判断。社会不能充分说“不”，市场不能充分说“不”，媒体不能充分说“不”，学术不能充分说“不”，最后只能等问题大到系统不得不承认。这会让政策看起来稳定，但风险其实在地下积累。
美国两党制的优势，是权力很难完全闭环。哪怕总统很强，法院、国会、州、媒体、社会组织、市场仍会制造阻力。这个制度在正常情况下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它能把错误暴露出来，把不满释放出来，把失败政府换掉。美国的弱点是，制衡正在变成互毁。每个机构都能阻止别人，却未必能完成事情；每个阵营都说自己在保卫宪法，却都在削弱共同规则。它不是没有刹车，而是刹车、油门、方向盘都被不同人抢着踩。
所以，真正的判断不是“中国模式已经胜利”或“美国模式必然恢复”。这两句话都太轻了。更准确的说法是：
中国正在获得越来越强的生产—技术—资本组织能力，但它还没有解决权力不受制衡带来的纠错问题。美国仍保有金融—知识—制度信用的深层优势，但两党极化正在把这些优势转化成高昂的制度成本。
结构力不是画饼，最后要落到普通人的生活
斯特兰奇让我们看到，权力不只是国保的茶杯和政府的行政命令。权力也藏在贷款利率里，藏在工厂订单里，藏在大学实验室里，藏在工程师的去留里，藏在一项技术能不能被大规模生产出来。谁能塑造这些东西，谁就能塑造时代。
中国今天的确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结构力。它不是传统帝国式的，不是只靠军队扩张，而是靠制造业、供应链、技术迭代、国家资本和组织动员，把自己变成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难绕开的节点。但它的危险也在这里：结构越强，制衡越弱，错误就越难被早发现。
美国仍然有巨大的结构力。美元、大学、科技公司、资本市场、盟友网络、法治传统，这些都不是一夜之间会消失的东西。但美国正在把自己的结构优势拿来内耗。两党制如果继续把宪政变成战争，把对手变成敌人，把制度变成报复工具，那么美国最深的权力不是被中国夺走，而是被自己磨掉。
中美竞争不是简单的“一党制对两党制”。它更像两种结构病的对照：中国的问题是权力太集中以后，社会很难及时刹车；美国的问题是权力被党争撕裂以后，国家很难稳稳开车。
一个怕错了停不下来。一个怕吵到动弹不了。现代文明的真正考验，也许就在这里：谁能把资本、制度、人才和技术组织起来，同时又保留纠错的能力。没有组织能力，自由会变成散沙；没有纠错能力，强大会变成空壳。历史最冷酷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奖励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事，只奖励能够长期运行且经久不衰的结构；它也不奖励漂亮的画在墙上的大饼，只奖励能够把物质和精神的关怀落实到弱势群体身上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