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二军
英国《经济学人》和舆观（The Economist/YouGov）的最新民调，把“美国失控”这句话推到了台前。1 月 16–19 日，对 1700 多名美国成年人调查后，7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川普第二任期的这一年里“处于失控状态”，只有 18% 觉得“在掌控之中”，还有 11% 说不清。这个数字不是一两个群体的情绪，而是“全域扩散”：白人、黑人、西语裔，年轻人、老年人，比例都在七成上下。甚至在共和党人内部，认为“失控”的也占到一半左右。 这说明的不是简单的“讨厌川普”，而是一种跨阶层、跨党派的普遍不安——大家对国家的运行状态，集体打了一个不及格。
问题来了：美国到底“失控”在哪里？是制度本身已经崩坏，还是总统权力不断顶格运转，社会承受不了？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把过去一年川普重返白宫后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几块，放在一起看，再加上明尼阿波利斯 ICE 枪杀古德（Renee Macklin Good）案之后的全国风潮，才能看得稍微清楚一点。
政治：总统权力在“压红线跑”
先看政治。川普在 2025 年重新宣誓就职后，很快把“行政命令治国”开到了更高档位。过去一年，他签署了两百多份行政命令，从关税到移民，从能源到教育，很多都是绕开国会，用白宫文件直接改政策。
最典型的一件，是 2026 年年初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1 月 3 日，美国军队空袭委内瑞拉多处目标，直接抓捕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及其夫人佛洛雷斯（Cilia Flores），把人押到纽约，以“毒品恐怖主义”罪名起诉。 这一整套行动，从军事打击到“临时接管委内瑞拉”的说法，事前并没有得到国会正式授权。事后，参议院虽然投票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对委内瑞拉动武的决议，但票数远没到可以推翻总统否决的程度，只能算象征性反弹。
白宫对此的解释，是总统拥有“固有的宪法权力”，可以在“反恐”和“维护美国利益”的名义下先斩后奏。 这种说法并不新，但这次把它用在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军事干预上，让不少宪政学者直言，这是在把行政权扩张到危险地带。
在国内治理上，总统也在不断“压线跑”。大规模动用联邦移民执法力量，对明尼苏达州实施所谓“都会突击行动”（Operation Metro Surge），一次性投放约 3000 名联邦人员进双子城地区，人数一度是当地警力的五倍，许多社区用“围城”和“占领”来形容现场气氛。
更严重的是，有内部备忘录显示，ICE 通过内部文件放宽了“入户标准”，允许以行政令代替司法令，强行破门抓人，明显踩到了第四修正案传统红线。 川普政府一边在公开场合高喊“法律与秩序”，一边用这种方式挤压法律的底线，这种张力，正是很多美国人“失控感”的来源之一。
制度层面，美国当然还没有进入“彻底失控”的状态：国会还在开会，法院还在判案，媒体还在骂总统，州政府还有反制空间。但在很多关键节点上，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只要涉及总统认定的“核心利益”，无论是海外的油田，还是国内的移民问题，总统都愿意把权力推到边缘，再交给法院和舆论去“事后矫正”。这种反复“顶格试探”，会让普通人感觉，国家在一种危险的惯性中滑行。
经济：数字没崩，生活在“掉坑”
川普阵营的说法很简单：股市还在高位，美国“战胜了通胀”，经济强过欧洲，失控从何谈起？可民调给出的画面恰好相反。经济学人/舆观的调查显示，61% 的受访者对川普处理通货膨胀的方式不满意，53% 认为经济在变坏，而不是变好。
多家媒体和智库用图表做过梳理：川普第二任期第一年，美国经济确实有几个亮点——失业率没有大幅飙升，部分行业投资增加。但关税战卷土重来，对欧洲、对中国、对拉美的新一轮加征关税，让供应链和价格再次紧绷。 房租、水电、医疗、食品，这些老百姓最直接的支出，全都在涨；工资涨得慢，账单涨得快，结果就是一大批人觉得“生活越来越供不起”。
政策层面，白宫一方面给大企业减税，鼓励能源和军工投资；另一方面，在福利、医保补贴、环保上的削减，让底层和中产付出更多的隐形成本。美国进步中心的年度报告总结得很直白：这一年的经济政策，让很多人的生活“更难负担”，不管 GDP 曲线画得多好看。
失控感，在这里不是“经济崩溃”，而是“生活失控”：工作还在，收入没见长，身边的一切费用都在涨，政府却在海外抓别国总统、扬言对伊朗开战，在国内搞突击执法。政治话语里说的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普通人每天看到的，是一叠叠越来越厚的账单。
对外：从委内瑞拉到格陵兰的“帝国冲动”
外交上，“失控”的标签同样离不开总统的个人风格。委内瑞拉行动，是川普这次任期最具争议的一次军事冒险。除了抓人之外，他还公开谈到要“在一段时间内接管这个国家”，要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让这些油同时补偿美国企业和美国本身的“损失”。
这套说法，在许多拉美国家听来，近似旧时代的“炮舰外交复活”。相比之下，国内舆论也并不买账。经济学人/舆观的问卷里，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让美国“直接管理委内瑞拉”，也反对“拿走委内瑞拉的石油”，只有大约一半共和党选民支持“拿油”的想法。
与此并置的是“格陵兰问题”。川普在达沃斯表示，不会用武力夺取格陵兰，算是对外界的一次“安抚”。 可这些话的前提，是此前多次暗示可以考虑动用“强大力量”。而民调数据显示，只有约 8% 的美国人支持“用军事力量夺取格陵兰”，绝大多数人不认同这种做法。
在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等问题上，白宫也持续释放强硬信号：一边强调“不排除使用武力”，一边不断把经济制裁、特种行动往前推。 这些行为在短期内可能让支持者觉得“美国又强硬起来了”，但在多数普通人眼中，只会加重“世界很乱，而我们正在把火点得更旺”的感觉。
外交上的“帝国冲动”，叠加国内的经济焦虑，就构成了那张民调背后的情绪基调：一个手里拿着火把、脚下却站在油桶上的国家，很难让人相信自己“在掌控之中”。
古德之死点燃的怒火
如果说有什么事件，让“失控”变成可以被拍下、被直播的画面，那就是 1 月 7 日明尼阿波利斯的那一枪。那天，37 岁的美国公民古德（Renee Macklin Good）被 ICE 特工射杀。事发时，她的车横在路中，一名特工绕到车门一侧，其他特工上前喊话，随后枪声响起。
事后，古德的妻子在明尼苏达公共电台发表声明，说她是一个“把善意当作生活方式”的人。 现场视频在社交媒体疯传，引发当地连续多日的示威。警方通话记录和 911 录音显示，案发现场一片混乱，有人不断向接线员喊“他们又在开枪”。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川普政府推动的“都会突击行动”把数千名联邦移民执法人员投放到双子城地区。很多人看到的是：身穿战术装、戴着面罩的联邦特工在学校门口、教会门口、街角和民宅出入；少数族裔司机被无端拦下，连休班的非裔女警官都被 ICE 包围盘问，直到他们意识到“问错人”才匆忙离开。
州长沃尔兹（Tim Walz）和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弗雷（Jacob Frey）把这场行动形容为“联邦围城”。 商业区几乎被迫停摆，有媒体说南明尼阿波利斯的商业活动掉到了“接近 0”，市中心也下滑一半。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范围内反 ICE 的示威一浪接一浪。民调显示，56% 的受访者认为这次明州枪击“不正当”，对 ICE 是否让美国更安全，意见也高度分裂；多数人反对让 ICE 戴可以隐藏身份的面罩执法。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并没有后退。地方法院法官一度下达临时禁令，限制 ICE 对和平示威者使用催泪弹和武力，但 1 月 21 日，联邦上诉法院暂停了这项限制，让 ICE 又拿回了“对和平示威用催泪弹”的权力。
这些画面，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是“失控”的具体样子：一个号称坚持法治的国家，允许戴着面罩的联邦特工在街区横冲直撞，用行政令代替司法令破门抓人，在全国电视镜头前对举牌的人喷催泪瓦斯，然后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全”。
失控感从哪里来？
民调里那个“71%”，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数字。它背后，有几股叠加的情绪。一是安全与自由之间的撕裂。很多人一方面担心暴力犯罪和非法移民，另一方面又亲眼看到 ICE 在明州的过度执法。对于拉美裔、亚裔和黑人群体来说，这种撕裂感更强：既可能成为犯罪的受害者，也可能随时被执法系统误伤。
二是地方与联邦之间的裂缝。明尼苏达州政府和市政府，把联邦行动称为“侵入”和“围城”，但联邦司法系统此刻却更多站在行政部门一边，暂停限制 ICE 的禁令，对州长和市长展开调查。 对看新闻的普通人来说，很难不产生这样的问题：到底谁在负责？谁能管住谁？
三是政治话语和日常生活的断层。总统可以在达沃斯谈不“武取格陵兰”，可以在白宫谈“重建美国伟大”，可以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委内瑞拉行动是“为了秩序和石油”，但在城里小店老板和工厂工人眼里，这些宏大叙事与每天降低营业时间、担心孩子上学路上遇到联邦特工的焦虑完全对不上号。
再加上社交媒体的信息瀑布：委内瑞拉空袭的视频、明州街头催泪瓦斯的直播、经济图表上“工资线”和“房价线”的背离，都在加剧这样一种感觉——这个国家好像还在运转，但走向已经有点谁也说不清了。
美国到底有没有失控？
从宪政结构来看，说“完全失控”并不准确。国会还在通过决议限制总统对外用兵；联邦法院还在受理针对 ICE 的诉讼；明州州政府还能起诉联邦行动的合法性；媒体和民调机构还能公开说“总统的支持率掉到了新低”。这是美国制度还在发挥作用的证据。
但从权力实践的角度看，“部分领域处于失控状态”这个说法并不夸张。海外，用“反恐”和“毒品战争”的名义绕开国会，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又宣称要“暂时管理这个国家”，这在国际秩序中本身就是一种越界。 国内，用行政备忘录挑战长期存在的宪法权利边界，让移民执法获得几乎军警化的权力，又在法院稍有约束时迅速提出上诉，把限制一条条撕回去，这同样是一种实质上的“失控”。
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失控”的第一层含义，是生活成本和安全感之间的失衡：挣钱更难、花钱更贵，而政府忙着扩张海外行动和国内执法，不忙着解决医疗、住房、教育这些老问题。
第二层，是政治权力的边界不断模糊。总统可以在一周内既谈“不会用武力夺取格陵兰”，又坚持“对格陵兰的兴趣不会改变”；既在演讲中强调“尊重宪法”，又用“固有权力”为未获授权的海外军事行动辩护。 这种反复横跳，让人很难相信制度还能像课本里写的那样，把总统束缚在清晰的框架内。
第三层，是暴力与执法的边界被一点点推远。明州古德之死、对示威者的催泪瓦斯、对少数族裔司机乃至休班女警的无端盘查，都说明，一个以“移民执法”为名的联邦机构，正在事实上承担一种“准治安部队”的角色，却缺乏相应的透明和问责。
所以，可以给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美国不是整体性制度崩溃意义上的“失控国家”，但在川普第二任期这一年，确实进入了一种“选择性失控”的状态——对底层移民、对抗议者、对远方的弱国，权力可以毫无节制地压上去；对权贵集团、对既得利益、对长期社会问题，制度又显得软弱而迟钝。
这样的失控，比完全崩坏更危险。因为它一边维持着制度的壳，一边侵蚀着制度的心，让人慢慢习惯于“总统可以这么干”“联邦可以那样来”，习惯于 71% 的人说“失控”，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有没有失控？”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是一个警号。真正关键的，不是民调上的那条线，而是接下来美国社会能不能找到办法，把那些正在滑向深渊的领域拉回来——包括对外用兵的冲动、对内执法的滥权、以及对普通人生活困境的长期忽视。否则，这一年的“失控感”，很可能只是未来继续走下坡路的一个早期提示信号而已。